莫爾斯所舉的一個事例很能說明問題，講述左宗棠將軍在甘肅如何獲得作戰(zhàn)的經(jīng)費。他說："這是一件日常發(fā)生的事情。在江蘇征集到的財政收入，作為協(xié)餉劃撥給甘肅。稅票上顯示的是庫平兩，而支付的是本地兩，接著要轉換為漕平兩以劃撥到上海，在那里又轉換為滬兩，再次轉換為漕平兩以劃撥到甘肅（假設是匯票劃撥），到了甘肅又以本地兩接收，然后轉換成庫平兩來跟江蘇結算，再轉回本地兩以便存在銀號，再轉換為庫平兩與國庫結算，還得再換算為本地兩或現(xiàn)金以便分發(fā)支出。這不是一段滑稽文字，而是紀實的描述，我們看到一系列多達九次的換算交易，每次交易都會產(chǎn)生至少相當于營業(yè)額的千分之二點五的贏利，這還沒有計算從一地到另一地實際轉賬的交換率，也沒有涉及'壓榨'納稅人的問題。何況，過去總是采用和現(xiàn)在仍然經(jīng)常采用的資金劃撥方式，是把實實在在的銀子從江蘇運送到甘肅，這并沒有將上述的換算運作減少一步，還因為旅途運輸和護衛(wèi)的費用而大大增加了成本，那是真正漫長的旅行，必須用月份而不是用日子來計算。"［5］

為了說明帝國的財政收支，研究者帕克開列了一份表格，給出了19世紀最后10年每年的大約數(shù)額。

根據(jù)上表，支出超過了收入。然而，在1850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中，實際情況如果不比這份表格反映出來的更糟，帝國政府就會歡天喜地了。帕克說，這些數(shù)字是在過去20年內總督們小心翼翼給皇帝提供的估算。"這些統(tǒng)計明顯是有缺陷的，因為就其中每一項的數(shù)字而言，很少能夠在本年度獲得。"［6］由于這些統(tǒng)計數(shù)字的粗略性，我們可以相信，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839－1842）之前的任何一個年度，總計數(shù)字都只能代表對帝國財政收支的不嚴格的估算，或者僅僅是中央當局記載的數(shù)字。這表明，上表給出的財政收入，遠遠趕不上納稅人繳納的數(shù)額。還是引用帕克先生的話來說吧："盡管帝國政府已經(jīng)腐化，盡管百姓能夠容忍被政府敲詐勒索掉3倍于財政收入的稅收，但和西歐各國每人3鎊的人頭稅相比，他們從來沒有繳納過每人3先令的稅收，包括地方收費在內。"［7］

總體而言，清政府對漢人盤剝較輕。大多數(shù)文官都是漢人，凡是沒有暴力動亂的地方，納稅都會照常進行，漢人群眾很少意識到他們當中有滿人?？紤]到帝國的面積、人口和財富，皇家宮殿的花費和其他皇室相比是適度的。就連25萬個滿洲旗人家庭的經(jīng)濟負擔，也只是支撐了他們的閑散安逸，卻并不奢侈，但這比浪費還要令漢人憤懣不平。不過，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運作的積極強大的功能，隨著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從那以后，除了對黃河水利工程的幾次撥款以外，中央政府放棄了大部分類似的功能。帝國成為一組半自治的省份，每個省份主要維持本身的生存，省內的每個地區(qū)也是如此。于是政治凝聚力幾乎全部喪失，國內的壓力驅散了王朝剩余的力量，國外的壓力也起了同樣的作用。這個曾給中國帶來150多年宏偉氣象的王朝，在剩下的100年里把這個國家引向了極度的虛弱與渙散。滿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盡頭，不是因為受到高壓，而是因為人間萬事都要經(jīng)歷的最普遍的過程--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