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開啟了巡撫大人的心竅，若一味嚴禁重罰，以后還有誰敢私開圍姓？沒有圍姓賭博，罰款充餉就斷了來源。于是，郭嵩燾采取“寓禁于征”的辦法，招商承辦圍姓公賭，以絕私賭；商辦圍姓，向政府繳納年餉。年餉由原來的數萬元，逐年增至逾十萬元。

廣府上繳國庫的軍餉圓滿完成，清廷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默許廣東圍姓公賭連開８年。同治十年，御史鄧承修上奏，請求禁止廣東征收賭餉。清廷不能裝聾賣啞，當年諭令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取締一切圍姓。

此后圍姓禁而復開，開而復禁，就到了光緒十年（１８８４年），洋務派張之洞任兩廣總督。當時，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直接危及省府、珠江三角洲和廣東沿海的安全。張之洞欲籌設兵工廠、錢局、虎門炮臺和秀英炮臺，軍餉奇缺，而軍費開支劇增。張之洞申明大敵當前、民族存亡之大義，下令招商承餉圍姓，承辦者為圍姓儒商劉學洵。

賭禁一開，官員中立即爆發(fā)“嚴禁”與“弛禁”之爭，奏本頻頻急馳清廷。次年１１月，張之洞聯(lián)手在粵的欽差大臣彭玉麟、廣東巡撫倪文蔚復奏，準予圍姓招商承餉。張之洞承諾將從圍姓捐款內提取20萬元，交給清水師提督方耀，支付清水師在黃埔船塢建造“廣元”、“廣亨”、“廣利”、“廣貞”等四艘炮艦款項。四艘炮艦巡駛在省河及虎門一帶的珠江口，令法國戰(zhàn)艦不敢貿然進犯珠江口及省城。

賭博竟為反侵略戰(zhàn)爭作“貢獻”，“嚴禁派”一時無法可說。而“弛禁派”則“理直氣壯”：圍姓私賭，禁而不絕，政府無法征餉，軍餉不足，只有向百姓增收稅捐，民怨鼎沸；弛禁圍姓，暫且招商承餉，既可減輕百姓重荷，又可令禁而不絕的圍姓私館難以生存，還可充盈國庫省庫，實在是利國、益民、富省之無奈“良策”也。

張之洞之后，李翰章督粵。他繼承前任，暫且弛禁圍姓，將圍姓承包給公和及瑞成兩家賭博公司，兩公司報效80萬元，６年分攤（年餉除外）。兩家公司在省城及郊外分片售票，劉學洵的公和公司原本就霸占了省府的有利區(qū)域，所收的票資遠遠多于在外圍發(fā)展的瑞成公司。

另外，劉學洵還是老師館的后臺之一。所謂老師館，源于番攤館的后臺成員，后臺是翰林或進士等紳士的叫老師（番攤）館，后臺是駐扎官堆的武弁軍人叫官堆館。民間賭商欲開番攤私館，須這些權勢人士庇護，方能斗膽經營，每日向庇賭的后臺孝納銀元數十至百元不等。

當時總督衙門尚未開放番攤，官方不便招商承辦征收番攤餉，但李翰章準許征收陋規(guī)，一年竟達40萬元。陋規(guī)是一種對不良行為及行業(yè)的強迫性征收捐款，“以罰代禁”。類似今日某些地方向工廠征收排放廢氣污水費，工廠便獲得排污的“合法”權利，維持現(xiàn)狀。李翰章親自插手陋規(guī)征收，隨意性很大，當時武員李世桂包庇的一間大番攤館，因為與李翰章“識做私了”，李翰章竟特許年繳陋規(guī)一萬元。

廣東巡撫馬丕瑤上奏朝廷彈劾李翰章貪劣，認為征收番攤陋規(guī)，實則承認番攤合法，主張禁止收受番攤陋規(guī)，嚴禁番攤及圍姓，對兩者賭商一體查辦。然而，不久，馬丕瑤暴卒，傳言為庇賭者所害，苦無實證，不了了之。禁賭也隨之流產。

李翰章去任后，譚鐘麟繼任，譚氏繼續(xù)開賭，只是不予劉學洵續(xù)辦圍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