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這些維新主張，雖然還有些籠統(tǒng)，深度和系統(tǒng)性都不及1895年7月給光緒帝的《尊奉面諭謹擬條陳事件呈》（上已介紹），但袁世凱這次的說帖相對當時眾多的變法主張，也有其可取之處。后來的學(xué)者們把袁世凱的這次說帖，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變法主張加以對比，得出了耐人尋味的結(jié)論：

（一）康有為等人主張變法從中央政府改起，而袁世凱主張從地方開始?？涤袨樵凇锻忉呂Ｆ龋指顩栔?，宜及時發(fā)憤大誓臣，開制度新政局折》中，把效仿日本進行變法的經(jīng)驗歸納為三條：一是大誓群臣，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二是開制度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是設(shè)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為了推行新政，康有為還建議在中央設(shè)立十二個新政局，諸如法律局、稅計局等。不難看出，康有為的改革方案重點在中央政府的變更，而新政的核心則在于使他和同伴們進入制度局，也就是說，康有為的改革重點是使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維新派能在中央政府中執(zhí)掌政柄。這就不能不招致慈禧等人的殊死反對。而袁世凱的維新主張，則先遴選兩三個忠誠明練督撫，參仿西法，于用人、理財、練兵等方面進行改革，以期成效，待而推廣各省。袁世凱的維新改革主張不涉及中央政府，循序漸進，阻力自然不大，自然能得各方接受。這也顯示出，政治人物和高談闊論的知識分子的區(qū)別，那些高談闊論的知識分子，一提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恨不得來個天翻地覆，徹底的革新，而對其中復(fù)雜的局面向來是熟視無睹的。而處在局中的政治改革者們，既主張改革，但也多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因為他們更希望改革能少些阻力，少些動蕩，最終能得以順利進行。相比而言，誰才是真正的改革家，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維新運動如果不是康有為等人主導(dǎo)，如果是局中的袁世凱等人主導(dǎo)，維新運動或許不會失敗得那么慘烈，或許君主立憲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二）康、袁對改革中如何對待老臣勛舊的策略不同?？涤袨樵谧兎ㄒ潦迹透鷺s祿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榮祿聽后怒其狂悖，就向慈禧進言：康有為亂法非制，皇上如過聽，必害大事，奈何？康有為年紀輕輕，就得光緒帝賞識，正可謂得意忘形?？涤袨槎啻紊蠒饩w帝，稱新舊水火，勢不兩立，要光緒帝采取“大舉動”，以“震悚”守舊老臣?？涤袨楫吘箷兎ǜ母锏纳顪\還沒摸清，就想“大舉動”，殺幾個一品大臣以“儆猴”。而袁世凱畢竟是局中人，權(quán)衡利弊遠在康梁等人之上，袁世凱提出的“勛舊疆臣，未便屏棄，因可厚祿以養(yǎng)之，崇秩榮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斷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國家之繁劇”，這就好比我們的改革開放，守舊之人得以厚祿養(yǎng)之，賢能之輩得以重用，改革就會少些阻力。在中國辦事，你有時候不中庸還不行。

袁世凱給翁同龢的兩次說帖，“無論從對國際局勢的分析，還是改革方案的設(shè)想，都比當時的京官顯得有遠見卓識，變法的道理講得頭頭是道，深刻感人，足見其憂國憂民，贊同新政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