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在論述宋代政治文化時，把士大夫分為兩個壁壘分明的階層：職業(yè)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其實不光宋朝如是，中國歷代傳統(tǒng)知識分子多可作此劃分。偶爾有一些知識分子身兼這兩種特性，便毫無疑問成為楷模，如曾國藩。不過在維新變法運動中，像曾國藩這樣的人物太少，更多是一些慷慨激昂的“名士”。他們以重建治道自命，但又身處“體制外”。他們通常自負于宏大的目標和責任，而其自身的缺陷又與這種圣徒式的使命感相違逆。這種自相矛盾的境況，使得他們時而是“坦蕩蕩”的君子，時而又是“常戚戚”的小人。他們的標準形態(tài)，是在人前慷慨激昂地宣示立場，仿佛非其人不足以弘道護國，但若是真的治國興邦、興利除弊，他們便會一籌莫展。戊戌變法，讓這樣的一班人領(lǐng)導，其結(jié)果可想而知。此時的袁世凱雖然還不能跟曾國藩平起平坐，但他畢竟是“體制內(nèi)”的人，多了幾分成熟和考量，遂有告密的舉動。戊戌變法，后人多指責因袁世凱的背叛而失敗，感慨、痛惜中國因此錯過一次發(fā)展的良機--其實有些東西可能注定只能是“錯過”。

戊戌變法已逾一百余年，今天重提它，仍感覺沉甸。甲午戰(zhàn)敗后，康有為等讀書人，多少懷著圖強的信念，想通過著書立說，通過進諫，引起權(quán)力高層的重視，進而謀求到更高的職位，以便在高位上對推動國家進步貢獻更多的作為。康有為自詡為圣人，在他政治活動的早期，就熱衷于名利的追逐。他為了名利在撰寫著名的《門災告警折》時擅自加入了恭請慈禧繼續(xù)垂簾的內(nèi)容--慈禧歸政后，中外臣工有緊要奏章，仍然要呈達慈禧，并在臺頭恭書“太后圣鑒”。就是說，慈禧歸政后，至少還要當一半的家。這一條還要請朝廷下達給九卿，一定要嚴格執(zhí)行。后來，光緒帝器重了他，他就把慈禧晾一邊了，完全站在了光緒帝這邊，甚至還有“圍園劫后”的計劃。所以他博取功名的欲望，似乎比一般知識分子強烈些。當然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康有為畢竟還是心懷社稷的。1895年，當《馬關(guān)條約》即將簽署的時候，他就異常氣憤，于是有了“公車上書”的運動。他的愛國情懷感染了不少當時的知識分子，他的名字也隨之更為廣泛地被人們所提起，甚至到今天，人們還在贊頌他。有些讀書人金榜題名，春風得意，熟稔黯然于仕途，把“國家”拋到九霄云外去了，過著悠閑自在、風花雪月的世俗生活；有些讀書人懷才不遇，滿腹牢騷，一有機會就特別鉆營，以期博取權(quán)力，過足權(quán)力的癮；有些讀書人金榜題名，心懷社稷，想以此為君為國效命。康有為不屬于最前者，他科舉中士，但并沒有過著風花雪月的生活，而是把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謀求更大作為之上。年輕的光緒皇帝確實應為我們所尊重，他確實想有番作為，所以當康有為的慷慨激昂，到光緒帝那里，馬上就迸出了火花，一拍即合，頓感世間將迎來曙光，萬物將為此改觀，國家將富裕強盛。

康有為作為一名倡導變法圖強的名士，他的變法主張得到光緒帝肯定后，就越發(fā)顯示出活力。在他的鼓動下，維新變革如潮水般迅猛鋪開。光緒帝也越發(fā)興奮起來。光緒帝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就想改變四萬萬中國人四千多年來的保守思想。他要讓當時連釘子都不會造的中國人開始修建鐵路；他要讓一向唯恐驚動神靈而不敢深耕的中國人去開采金礦、銀礦、鐵礦和煤炭；他要讓各省都建起大學，而在過去的四千多年里，整個中國都還沒建造一所像樣的大學……光緒帝的想法似乎過去天真。在康有為等維新書生的鼓動下，本來主見不多的年輕皇帝，就更加失去了理智?！霸诙潭痰膸讉€月之內(nèi)，光緒要把幾十個同樣困難的問題都解決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京城里組成了一個維新派，成員多是激進甚至魯莽的年輕讀書人。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真正具備政治家的素質(zhì)。他們其中有不少人才華橫溢，但卻被變法的熱情沖昏了頭腦，他們忘記了掌握國家大權(quán)的是統(tǒng)治了中國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