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義紀元的出現(xiàn)，得益于對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反省、核武器的毀滅性威力引起的恐懼以及全球性問題的出現(xiàn)。這些因素合在一起，引起了全球的思想革命，可以將這一革命稱作全球化革命，其結(jié)果就是全球主義的產(chǎn)生。

全球主義意味著全球共同體成為民族國家中個人的認同對象，當這些認同成為支配性的行為模式和思想意識的時候，全球主義就出現(xiàn)了。全球主義揭示了國家、民族等傳統(tǒng)共同體的限度，但同時，全球主義又是國家、民族共同體生長的條件，它為國家提供了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一個向度和基礎。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想解決本國的問題——更何況世界性的問題——就不能不把全球主義納入政策框架。那種僅僅在封閉的邊界之內(nèi)解決問題的領(lǐng)導人或集團，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因此，我們說中國的崛起是發(fā)生在全球主義時代的事件（參見拙著《中國崛起：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策》，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在談論中國崛起時，要認識到，全球主義構(gòu)成了中國崛起最根本的約束力量。也正是由于這一約束性力量的存在，使中國的崛起不同于20世紀前30年的德國崛起。

德國走上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是與當時的世界形勢相關(guān)聯(lián)的。從19世紀后期開始，歐洲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運動，是王朝國家向民族主義的轉(zhuǎn)型。在20世紀的頭30年，民族主義成為一種主宰性的思潮，在這期間，世界主要的社會政治運動，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要與它攜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對，否則就不可能成功。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的1914年8月，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最后關(guān)頭全部轉(zhuǎn)向了支持本國政府的戰(zhàn)爭決定，其邏輯就是：不這樣做，就等于政治上的自殺。各個民族國家為爭奪生存空間展開競爭，商業(yè)的擴張和海外殖民要求發(fā)展海軍和陸軍。在德國，誰應當擁有太陽光下最大的份額這件事，總是趨向于以戰(zhàn)爭來解決。德國首相俾斯麥給德國人民的教導是：“德國人，用你們的血來思維！”德國如此，其他強國也奉行著雖然較弱但幾乎是相同的邏輯。以賽亞·伯林這樣概括這一民族主義的邏輯：“極盛時期的民族主義便達到了這樣一種立場：假如滿足我所歸屬的有機體的需要變得與實現(xiàn)其他群體的目標不可調(diào)和，那么，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屬于其中的社會便別無選擇，只能強迫那些群體屈服，必要時就訴諸武力。假如我的群體——讓我們稱它為民族——想自由地實現(xiàn)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須清除道路上的障礙。凡是阻礙著我所認為的我的——也就是說，我的民族的——最高目標的東西，就不能允許它具有與這種目標同等的價值?！?

全球主義時代崛起這一事實，決定了中國的崛起一定是成為全球主義國家，而不是民族主義支配下以鄰為壑的國家。具體地說，全球主義不只是中國崛起的條件，同時還應當是中國崛起的內(nèi)在邏輯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