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堅持《中國崛起》一書的觀點，即中國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性事件之一。對這一代以及未來幾代地球人類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對這一事件做出回應，“中國因素”、“中國問題”便成為甩不開的現(xiàn)實，而對我們這一代及后幾代中國人來說，思考這一問題更是一種責任。從簡化的或根本的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如何對待力量的問題。

在本書中，作者對此進行了一些思考。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文章的思考對象不是中國，不過我認為，對于中國而言，也同樣有著值得重視的價值。我的每一篇文章都預設了一個中國取向。所談論的對象或許是某個別國，但問題意識卻是中國的。我想這也是我的“國際評論”同許多流行的國際評論不同的地方。

我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秩序正處在自形成以來又一個重大的轉(zhuǎn)折關(guān)頭。中國是這一轉(zhuǎn)折的推動力量，但同時也為變動中的其他力量所推動。本書把關(guān)注的重點放到了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演變以及與中國的關(guān)聯(lián)上。也正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巧合在一起。“9·11”事件造成了世界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的形勢，而中共十六大的召開則標志著我們對自身的再認識，這可以看作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似乎轉(zhuǎn)眼間，問題變得不那么一樣了，一個新的國家就像隱在煙靄中的山峰，清晰地展露出不一樣的景觀。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崛起的輿論形成了。

這本書之所以寫成，得益于我作為“專欄作家”寫下的若干時論。讀過我在中國經(jīng)濟時報、南風窗、財經(jīng)雜志、北京青年報等媒體上發(fā)表的文章的朋友，對本書或許不會陌生，盡管我對若干文章做了編輯，但仍能看出當年的一些痕跡。就我個人的閱讀口味而言，我十分喜歡并珍視這里的文字，那些看起來是急就章式的文字，總是艱苦思考之后的靈感閃現(xiàn)。簡潔明快一直是我追求的寫作風格，可惜這樣的語言風格在對學術(shù)化的過分追求中常常遭到扼殺，成為了沉悶的文字堆積。

黃鐘先生仔細審讀了本書，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我對他的每一處“朱批”都進行了考慮，但其中仍然存在的錯誤是不可以算在他頭上的。何江濤先生是編寫本書的積極推動者，這里要感謝他的熱心、好心和關(guān)心。

2007年7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