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

我有我自己的“三吃”——和所有孩子一樣，自小就吃家里的飯，此乃“一吃”，無所謂香也無所謂不香。父母都是記者，連續(xù)不斷的飯局使得家里無法“起火”，于是我從五六歲起，便隨大人外出吃“蹭兒”，說得夸大一些，連北京“全聚德”專管看門兒的胖老頭兒，每次都習慣地摸摸我的頭頂，此乃“二吃”，我又懂得了一些“色、香、味”的常識。二十歲后，我獨立到外面闖蕩，除了吃食堂也需要自己動手，雖然不無甘苦，卻也別有味道，此乃“三吃”，以“自己動手”為標志。

和我的“三吃”截然不同，“一雞三吃”另是一番意思，盡管它也能“自圓其說”。后來，我去邊疆獨立生活，就越發(fā)認定只有那些有閑、有錢而且怪癖、潔癖兼而有之的老處女，才會對一只雞如此挖空心思。在我腦海中，常常奇怪地浮現(xiàn)出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的護士長，或者剛剛從舞臺退下來的芭蕾舞演員……

“文革”中，我曾伴隨一個看管勞改犯的生產(chǎn)連隊，在新疆塔里木河的北岸“戰(zhàn)天斗地”。一次，連長乘犯人們緊貼著河邊勞動之際，釣上一條少見的大頭魚，長逾一米，重二十斤，或者還多，連隊干部和我都興奮起來，立時就把那將近身長三分之一的“大頭”割將下來，放在一個大臉盆中，就著塔里木河的水煮湯；魚尾切段，紅燒；中段也切成段兒，在豬油里炸過，然后加上四川的豆瓣醬，“熬”成只辣不香的“豆瓣魚”。三者相比，數(shù)湯最鮮，我“悟”到只有這湯才和塔里木河寬闊的胸膛相適應(yīng)，那個臉盆是我們這些男人從頭洗到腳的，用誰的臉盆煮更是個無所謂的問題。原始的文明，野蠻的歡快，這樣的“一魚三吃”實在不是今日大都會“一雞三吃”可以類比的啊。

當世界又擺脫了原始和野蠻的時候，我竟“搖身一變”，安然坐在北京的劇場中，坐在名伶布置華貴卻未必高雅的客廳中，坐在我自己后來命名為“品戲齋”的書房中，研究起京劇和傳統(tǒng)文化來了。工作忙碌、紛亂而亢奮，工作中的文化尚且忙不過來，生活中（首先是飲食）的文化，就更無從抓起。但是無論如何，雞還是要吃的。經(jīng)常買自選商場已經(jīng)去毛、凈膛的“西裝雞”，或紅燒，或白煮，或者按照美國“肯德基”的制作程序“玩耍”一番……我有時想起少年時期常見的“炸雞肝”“炸雞胗”，如今沒有原料，只能想想罷了。有時買來活雞，每當為之褪毛、開膛之時，每當雞肝、雞胗在握之際，剛有一點興致，馬上又想起血脂和膽固醇警告，于是“炸雞胗”登時從腦海里被驅(qū)除了。但是，“一雞三吃”的名聲實在太大，作為一個蘊涵深厚的概念久久不散。一次，我忽然聯(lián)想到自己的事業(yè)，想到了“做學問有無一雞三吃”這么個問題。我翻閱著前幾年的習作——那些“吹捧”京劇演員的文章剪報，明顯都是寫“他”，根本沒有“我”（的感情、思想），這不屬于“一吃”？“一吃”的結(jié)果往往是留不住的，我的剪報只薄薄一本，后來就懶得再剪了；但這“一吃”又是一切企圖做學問的所無法回避的。必須從“一吃”的基礎(chǔ)向上攀登，漸漸地，我寫“他”時便注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這一來，被寫出的“他”中便含有“我”，是為“二吃”也。我第一本集子《京劇100題》，大體就這么搞出來的。然而還有“三吃”，幾年前我就著手從文化學的角度去研究梅蘭芳，今年終于脫稿付排的《梅蘭芳與20世紀》，就是從身處九十年代里的我（們）這一代學人的視角，去回望本世紀上半葉的梅，去回望梅所負載的傳統(tǒng)文化。這本書與其說是寫“他”（梅蘭芳），不如說是寫“我（們）”。梅先生以及圍繞著他的紛紛擾擾的人和事，都要納入此書的系統(tǒng)之中，“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區(qū)別與飲食操作中的那一只活雞，我在“三吃”階段遇到的麻煩，就是梅先生早期做的事情，以及他周圍的環(huán)境，都已經(jīng)瀕臨于“死”，我得通過向當事人調(diào)查，通過翻閱當年資料，使之一點點地在“我”心中復(fù)活。但是，做學問也有強似吃雞的地方，那就是生活中的“一雞”在“三吃”之后，就“一去而不復(fù)返”，想再吃您得再掏錢；而我（們）做學問的，生活之“雞”則是一輩子“吃”不完的，甚至是子子孫孫也“吃”不盡的。是不是這么個理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