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曾國藩在學術上的成就也就在這個時期得到了充實。

談到曾國藩在學術方面的研究，我們不得不來研究一下儒學的發(fā)展過程，因為，任何一個朝代所支持的學術都跟它的統(tǒng)治是分不開的。統(tǒng)治者一般都是通過思想統(tǒng)治來達到統(tǒng)一天下的目的，畢竟個人的行為是通過思想來控制的，而儒學從創(chuàng)立以來就被歷代的統(tǒng)治者拿來教化各自的臣民，而清朝所奉行的思想也恰恰就是儒學思想。

因而，要研究曾國藩的學術成就，我們就必須從儒學的變化和發(fā)展著手。

從古至今，儒學經過長時間的發(fā)展與演變，到了清朝初期主要分為了：義理、考據、經濟、詞章和文經學五個學科。而其中講述君臣之大的義理學則得到了統(tǒng)治者的重用。

然而在清朝入關之后，大部分漢人多少還沉浸在明朝的漢人統(tǒng)治的舊夢里，他們極力推崇漢學，也有不少漢學家找到了大量的論據，將理學辯駁得體無完膚。因而，這時候的學者多少更側重于考據學的研究。

然而，經過清朝的幾代統(tǒng)治之后，國泰民安了，那些原本想著反清復明的學者們也就漸漸地接受了清朝的統(tǒng)治，因為，只要天下太平了，百姓安居樂業(yè)了，也就沒有人愿意再站出來造反了，也有一些漢學家繼續(xù)研究漢學，其目的已經不再是反清復明了，而是為了跟理學爭寵，希望也能得到統(tǒng)治者的推崇。

可作為統(tǒng)治者，他們想要的只不過是一個能夠哄得百姓擁護自己并踏踏實實過日子的思想，他們并不會因為哪個學派的學者叫得響就會傾向于哪個學派。

鬧了許久，估計這些漢學家們也累了，再加上連年災害，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那些被農民鬧得焦頭爛額的漢族官員也認識到了，自己其實跟滿族官員是利益攸關的。大清雖然是滿族人建立并擁有的，但是，跟那些起義的農民相比，大家還是站得更近的，畢竟，是大清給了自己做官和獲得財富的機會，因而那些官員也就漸漸地放棄了為漢學而作出的爭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上，因此，在學術界掀起了經世致用學之風。

當時的經世致用學又叫做經世濟用學，簡稱經濟學，這是一種更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不是我們現在講的經濟學。

然而，對于年輕的曾國藩來說，這些學術相當陌生。

曾國藩曾在回憶自己治學的過程時說：“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來，稍事學問，涉獵于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

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在治學之初是相當盲目的，不過，盲目地治學讓他廣泛地閱讀了各種書籍，或許對他后來的為官和處事也有一定的幫助。

可是盲目地學習也在曾國藩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疑問，以至于有很多問題，他自己根本找不到答案，這就為他結交一些學術方面的泰斗和好朋友打下了基礎。

然而一個人的心中如果疑問太多，就可能讓人陷入一個又一個的矛盾之中，因此就有人說，曾國藩的一生就是一個矛盾重生的悲劇。

看來，一個人在思想將要成熟的時候治什么樣的學對一個人一生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試想，如果當年曾國藩能夠早點選擇研究經世致用學，那么，他就很可能會更早地意識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相應地洋務運動就有可能更早地進行。當然這些只是我的個人見解。

然而，為了應試，曾國藩早期所學的都是一些儒學的古經文，雖然后來曾國藩的思想有所轉變，但是，儒家的仁禮主張已在曾國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