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一：在莊子的冷眼中，歷來被大家伙公認(rèn)是“好人”的那幫家伙，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好人。翻翻他們的老底兒，有哪一個是心里亮堂、手上干凈的？

比如，官方文書所宣傳的堯、舜、禹，形象多么光輝偉大！據(jù)說他們都是揣著一顆公心和愛心，什么事都為老百姓考慮，憑借著仁義取得江山、治理天下的圣主，后人之所以生活得像模像樣，還不多虧了他們幾位留下的政治文化遺產(chǎn)？這也是儒家和墨家極力推崇堯、舜、禹的理由。

莊子卻不吃這一套，他揭人家老賬說：大家都被騙了！實際情況是，堯攻打過“叢”、“枝”、“胥敖”等國，還曾打算進攻“宗”和“膾”，禹攻打過“有扈”。那些都是小得不能再小了的國家啊，堯和禹竟然都不放過，他們連續(xù)用兵，直到把人家打得一片廢墟、百姓死滅為止！由此，誰能說堯和禹不是殺人如麻、求名好利、好大喜功之徒？舜上臺后，雖然好像沒有發(fā)動過戰(zhàn)爭，手上沒有沾染血腥，而始終是一副知孝知仁的可愛模樣，但舜卻不僅確確實實把自己的同母兄弟給流放了，而且還騙他說是封官。哪個講究兄弟親情的人能干出此等事？

這樣看來，堯、舜、禹根本不是心腸慈悲、性情溫和且大公無私，從不知道啥叫“下狠手”的圣主。什么光輝形象？純屬騙豬八戒、沙和尚等老實人的鬼話！

理由二：莊子認(rèn)為，堯、舜治理天下的那套把戲，什么仁義禮智、選賢任能等等，根本不靈，玩什么都不會轉(zhuǎn)，其結(jié)果只能是把天下搞得一團糟。因為，歷史和現(xiàn)實一再證明，他們自以為高明得不得了的做法，最后總是適得其反。退一步說，即使堯、舜這么做最初是出于好心，結(jié)果也只能把好事辦成壞事。

比如，政府堅持從所謂賢人中選拔官員，于是民眾就相互傾軋，不擇手段，你搞我一下、我搞你四下，削尖了腦袋爭相顯擺自己本事很大；政府倡導(dǎo)開啟民智，普及知識，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但沒料到大家心智開啟之后，卻把知識用歪了——不是用來干正事，而是變著法子相互欺騙。再者，人們原本都有自己的私欲私利，只不過在民智未開的情況下，大家的心眼兒都還不太開竅，因此這時候想不擇手段地追求私利都辦不到。然而，一旦人民群眾的知識文化水平提高了，即花花腸子多了，普遍都成了狡猾的聰明人，情況就會隨之大變：只要能滿足私欲、獲得私利，什么招兒最好用，就用什么招兒，管他呢！于是，像什么兒子砍老子，臣下剁君王，大白天搶劫偷盜，大中午就挖人家的房墻院角，如此等等，但凡能想出辦法，弄個理由給廣大觀眾一個說法，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是堯以來就高調(diào)宣揚的仁義，最討厭！因為，這套說辭實際上從來只是被那些貪婪暴虐的衣冠禽獸，當(dāng)做欺世盜名、追逐私利的蒙人幌子來用。縱然是真仁義，落到那些人渣手上也必然會變成假仁假義?；剡^頭看，政府選拔出的那些賢能之輩，究竟有誰真正奉行過仁義？他們又有哪一個不是打著仁義的旗號，“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大騙子！更何況，即使堯本人滿口的仁義道德，他其實也不過是一個窮兵黷武，手上沾滿了別國百姓鮮血的暴君，他又哪里有資格來談什么仁義？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相比之下，官員吃的是他們具體負(fù)責(zé)的政府部門，或者是他們所分管的一方百姓，而打著仁義旗號的堯所吃的，則是整個天下。

“毫不利人，專門利己”不可怕，可怕的是聰明并且掌握大權(quán)的人干這種事；聰明并且掌權(quán)的人干這種事還不太可怕，最可怕的是他們損了人、利了己，還要裝模作樣，拿仁義來說事兒。這已經(jīng)不是可怕了，簡直可惡！在深諳中國歷史“潛規(guī)則”的吳思先生看來，堯打著仁義幌子的所作所為也許可稱作“合法傷害”。

抖摟完堯、舜、禹他們的老底兒后，莊子斷言：要是社會仍然沿著堯的路子走下去的話，千世之后一定會出現(xiàn)人吃人的悲慘局面。這絕非危言聳聽。因為，堯已經(jīng)把人們從原始蒙昧但卻自然純樸的生活狀態(tài)，強行拖進了貌似文明開化，但實質(zhì)上卻極其虛偽野蠻的苦難社會中。堯哪里配稱什么“人文始祖”？分明一個名為治天下而實為亂天下、害天下的歷史罪人。如果政府繼續(xù)按照他那一套玩意兒行事，天下百姓對于未來還能指望什么呢？墮入萬劫不復(fù)的深淵只是早晚的問題，更不用扯什么所謂“大同社會”的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