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官員完全理解為什么蘇聯(lián)人要搞這些新政策。正如國務卿馬歇爾在1947年11月對杜魯門內閣所說的，“共產(chǎn)主義的進攻已經(jīng)受阻，俄國人已被迫重新評估他們的形勢了?！?美國人在這8個月的冷戰(zhàn)中占了上風。但是，蘇聯(lián)人的困難給國會提供了一個借口：如果俄國人并沒有造成什么威脅的話，那就先別急著把價值數(shù)十億美元的馬歇爾計劃援助送到歐洲去。隨著馬歇爾計劃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國會也在拖延時間。在全國各地的演講中，馬歇爾試圖以長期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為由來兜售該計劃。他的觀點大家都聽不進去。美國經(jīng)濟看上去還不錯。距離1948年總統(tǒng)選舉僅僅數(shù)周的時候，杜魯門面對的是重大的的政治和外交失敗。

正在此時，發(fā)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捷克人曾試圖向西方敞開大門同時又不冒犯蘇聯(lián)人，為此在與俄國打交道時煞費周章。這種政策早在1943年底就已開始，當時捷克領導人與斯大林簽訂了一項條約，這在大多數(shù)觀察家看來會使捷克斯洛伐克變成蘇聯(lián)集團的一部分。然而，總統(tǒng)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s）和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Jan Masaryk）——他是歐洲外交的一位要角——成功地防止了共產(chǎn)黨的完全控制。1946年議會選舉中共產(chǎn)黨贏得了38%的選票，在所有的政黨中得票最多，此時斯大林也沒有進一步采取加緊控制的措施。1947年底，由于西方援助的誘惑和國內政治的變化，捷克政府開始疏遠蘇聯(lián)。到了這個節(jié)骨眼上，斯大林才像杜魯門一樣回想起1938年捷克扮演的關鍵角色，決定使1943年條約生效。捷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人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要求取締獨立的政黨。1948年2月中旬，當哥特瓦爾德下令成立一個全新的政府的時候，蘇聯(lián)的軍隊陳兵邊界。同時一個由高級官員組成的蘇聯(lián)代表團飛抵布拉格，要求貝奈斯屈服。共產(chǎn)黨在2月25日全面控制了捷克。兩周之后馬薩里克身亡——要么是自殺，要么像杜魯門認為的那樣是一出“卑鄙行徑”的犧牲品。

杜魯門正確地指出，這場政變“震驚了整個文明世界”。他私下里深信，“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形勢與英法在1938年和1939年面對希特勒時驚人地相似?！?在1947年底，匈牙利就已經(jīng)是受害的先例了，即便說它所受的壓迫比捷克要輕一些。兩個月之內將有新的機會向共產(chǎn)黨情報局招手：意大利即將舉行選舉。1948年3月5日，人在德國的克萊將軍發(fā)來一份電報。克萊在電報一開頭就說，盡管“我曾經(jīng)覺得并且堅持認為戰(zhàn)爭在至少十年之內不大可能發(fā)生，但就在這幾周，我感到蘇聯(lián)的態(tài)度有了微妙變化……給我的感覺是戰(zhàn)爭可能會在突然之間來臨?！币贿B十天，政府的情報部門發(fā)狂似地就克萊的警告予以調查，之后在3月16日給了杜魯門一個可怕的保證：戰(zhàn)爭不大可能在60天之內發(fā)生。 兩天之前的3月14日，受到驚嚇的參議院已經(jīng)以69比17批準了馬歇爾計劃。當計劃遞交眾議院審查的時候，杜魯門因為害怕“歐洲的嚴重事態(tài)來得太快”，所以決定親臨國會。

杜魯門的演講最顯著的地方是它再次強調“自由的存續(xù)”正面臨“不斷增加的威脅”?？偨y(tǒng)宣稱，馬歇爾計劃還“不夠”，歐洲必須有“一些防范內部和外來的侵略的措施”。他要求普遍軍訓、恢復選擇性兵役（一年前他曾允許終止這種做法）和快速通過馬歇爾計劃。 12天之內眾議院就批準了計劃的用款。

利用極好的時機和嚴峻的措詞，杜魯門在1948年3月17日發(fā)表的演講不僅使馬歇爾計劃一舉通過，也加速了去年夏天已經(jīng)宣告的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國會通過了選擇性兵役法案，顯示出它對強調軍事因素的新精神的肯定。盡管福萊斯特爾特別熱衷的一項計劃即普遍軍訓沒有得到多少贊成，但是那個眾所周知的錙銖必較的國會卻也對福萊斯特爾給予補償，通過了用以建立70個空軍大隊的撥款，這比當初福萊斯特爾本人要求的還多25%。

然而，新政策最決定性的影響在于杜魯門政府顯示出的建立一種偉大體制的決心，這種體制不僅將鼓勵軍事的發(fā)展，而且還會迫使西方世界接受政治上的新聯(lián)盟。這種努力的最初步驟就是《里約協(xié)定》和對日本的新政策。接下來的做法有所不同，而且更加重要，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NATO）的建立。

大約45年之后人們看到的檔案顯示，1948年3月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炮制出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是真實的，盡管該事件的原因和意義比杜魯門在1948年宣稱的要復雜和不明確得多。1948年3月底的一份最高級別的情報分析稟報杜魯門說，蘇聯(lián)將“不會在1948年當中采取直接的軍事行動”，除非它認為美國要準備攻擊俄國——而這是不可能的。不那么復雜、也稍微明確點的一點是，對戰(zhàn)爭的恐懼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F(xiàn)在看起來很清楚的是，這種恐懼（包括引人注目的克萊電報）是美國官員，特別是福萊斯特爾和他的五角大樓顧問們有意炮制出來的，用以嚇唬國會通過一個大規(guī)模加強軍事實力的法案（特別是空軍方面，美國的飛機制造商游說國會撥更多的錢）和普遍軍訓的法案。這種對戰(zhàn)爭的恐懼也被美國人用來將一向持中立觀點的歐洲人拉到自己一邊，讓他們來到美國主導的軍事聯(lián)盟下求得保護。除了在普遍軍訓問題上，這種恫嚇伎倆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國內的需要，至少是為一些官員和利益集團所界定的需要，再次決定了美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