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日軍士兵在日記中記錄了７月３日的情景：“敵人幾十輛坦克突然發(fā)起攻擊，我們頓時驚慌失措，亂成一團……戰(zhàn)馬受驚發(fā)出陣陣嘶叫，拖著炮車四處奔跑。汽車也四處亂竄，急于突圍。我軍兩架飛機被擊落。全軍上下膽戰(zhàn)心驚，士氣一落千丈。”

日軍開始向渡口倉皇潰退，但他們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蘇軍坦克會從這里突破，已將其炸毀了。朱可夫寫到：“我方坦克兵親眼看見一些日軍軍官全副武裝，一頭扎進河里溺水而死?！?/p>

最后，日軍在巴彥察干山上扔下了幾千具尸體，大量被擊斃的馬匹，一堆堆被摧毀的火炮、迫擊炮、機槍和車輛。４５架日軍飛機被擊落，其中包括２０架俯沖轟炸機。

日軍重兵集團從巴彥察干山上的潰退以及紅軍在哈拉哈河東岸的成功防御，極大地鼓舞了蘇蒙軍隊的士氣，官兵們相互慶祝這次重大勝利。就在這時，朱可夫卻在積極準備于８月２０日之前對日軍發(fā)起一次總攻。

以朱可夫為首的指揮層認識到，戰(zhàn)役戰(zhàn)術的突然性是確保這次戰(zhàn)役勝敗的決定因素。為了隱蔽己方行動，朱可夫等人在制定戰(zhàn)役計劃的同時，還擬定了一些誘騙計劃。譬如：部隊的夜間調動須在巨大的嘈雜聲響的掩護下進行，尤其是飛機、火炮、迫擊炮、機槍和各種槍支產生的聲響。各部隊必須嚴格按照有關計劃制造各種嘈雜聲響。

此外，朱可夫還要求執(zhí)行戰(zhàn)場勘查任務的軍官必須穿著戰(zhàn)士服裝，避免引起敵人的懷疑。朱可夫認為這種做法非常重要，“我們知道日軍在竊聽我們的電話，攔截我們的無線電通信?！?/p>

朱可夫介紹說很難弄到情報，這是因為當地沒有老百姓，也沒有日軍逃兵。即使這樣，蘇軍飛機還是提供了一些很不錯的有關敵人防御的空中偵察照片。但是，由于日軍也采取了包括實體模型在內的各種誘騙手段，朱可夫的參謀班子不得不在使用這些情報資料時謹小慎微，反復核對，以辨別真?zhèn)巍?/p>

但是，就在這一關鍵時刻，朱可夫卻同另一位重要人物―――格利戈里·米哈伊洛維奇·施特恩將軍的觀點產生了嚴重分歧。施特恩曾在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擔任過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總軍事顧問，當時擔任蘇聯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員，受上級指派來到哈拉哈河。（他擔任的真正角色并不明確，其外交意義要遠遠大于軍事意義。）

哈拉哈河總攻戰(zhàn)役打響三天后，戰(zhàn)斗節(jié)奏逐漸放慢下來。朱可夫與施特恩進行了一次交談。他的任務是掩護朱可夫的后方，為其部隊提供任何必要的幫助。一旦軍事行動（哈拉哈河戰(zhàn)役）的范圍擴大到其他地方，規(guī)模升級為戰(zhàn)爭，朱可夫的部隊將直接并入外貝加爾方面軍，接受施特恩的領導。但在此之前，他們二人仍然各司其職，均直接受莫斯科領導。

朱可夫說：

施特恩來見我，建議我們不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他認為我們應當停止行動，為兩三天后的戰(zhàn)斗積聚力量。只有那樣，才能對日軍形成包圍圈。他堅持認為戰(zhàn)斗節(jié)奏已經有所減緩，我們同時也遭受了慘重損失，尤其是在北部地段。

我回答說，戰(zhàn)爭就是戰(zhàn)爭，損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當我們迎擊像日軍這樣的敵人時，這些損失可能就更慘重。但是，如果我們的原定計劃因為損失和情況復雜，不得不暫停兩三天，就有可能導致以下兩種局面：要么徹底放棄計劃，要么干脆大大推遲行動。因為猶豫不決，我們的損失將比現在就采取行動而付出的損失大上１０倍。可以說，如果當時聽從了他的建議，我們將會付出１０倍的代價。

然后，朱可夫質問施特恩，他究竟是命令還是建議自己這樣去做。如果是命令，他希望是書面命令。但他提醒說，他將因為對此持不同意見而向莫斯科提出申辯。施特恩說他不是在命令，僅僅只是建議，而且也不會把這個建議用書面形式寫下來。

朱可夫回答說：“既然是這樣，那么我不同意你的建議。我要對軍隊負責，在這里我負責指揮。你的工作是給我提供保障，掩護我的后方。所以，請不要關心你職責以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