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樣的企業(yè)家，我們應該如何評說、如何談論？從辭職想寫華為到如今已經五年了，我越來越切身感悟到寫這樣的企業(yè)家是多么難。

一直以來我都順理成章地、不假思索地把任正非當做是最好的企業(yè)家，并沒有多么深刻地去想為什么。以這樣的狀態(tài)去寫，會不會激揚文字、夸大其詞、大吹大擂、一味拔高呢？這種危險是存在的。因此寫起來我總是猶猶豫豫，這種猶豫是不是和任正非打理華為時的那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誠惶誠恐”屬于同性質的心理呢？是的，長久以來，我慢慢地體悟到，寫好華為不見得比辦好華為輕松—當然指的是精神層面。是的，寫作要寫任正非，就像辦企業(yè)要辦世界級企業(yè)一樣，知其可，偏不為之，知其不可而為之！

一旦對自己說出這樣的話，我終于可以呼出一口氣。任正非在《華為基本法》完稿后，是不是也呼出了一口氣？

要“取法乎上”。要用任正非打造華為的心態(tài)，去寫華為。

解決這一問題的“策略”就存在我的電腦里，“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我要把它拿出來，以示我寫華為的決心、態(tài)度和方法。

真誠的批評首要具備的品質是一種對批評對象坦率的贊賞。在這種毫無保留的欽佩行為中，在頌揚者和被頌揚者之間才會閃爍著同一種光輝，仿佛批評家如此頌揚他在別人身上發(fā)現(xiàn)的東西僅僅是因為他將其移入到自己的思想之中，并且在他自己的精神中又重新深刻地體驗過了一次。對這些真誠的批評家而言，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欽佩，故我在。這種批評是批評天才對于他人的天才的一種參與，它建立在本人和他所欽佩的人之間至少是存在一種潛在的相似性上。（批評家喬治?布萊）

這段文字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讀到的，但它與我此時寫華為、寫任正非的心態(tài)格外貼切。是的，寫作就是一種批評。是的，“我欽佩，故我在”。我不再有顧慮。我將實事求是地寫出自己對任正非和華為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