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這2門課我們都過了，盡管知道其中一定是有一些別的因素，但也是極大地鼓舞了我們的學習熱情，同時，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美國人對“公平”的認識和追求。

我們的學習，即便到了最后，上課時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優(yōu)勢：一是學習特別努力，課后的時間全搭在了讀書上。二是閱讀能力比較強，聽不懂，能看懂；特別是工作經(jīng)歷長、工作經(jīng)驗多，一涉及具體案例，我們總是有獨到的地方，沒有對與錯的區(qū)別，而在于見解是否有新意和抓人的地方。

說到刻苦，有一學期總結會上，我竟然意外地獲獎了——“最佳參與獎”（Perfect Attendance）。這個翻譯并不準確，國內(nèi)好像沒有類似的獎，又不同于“最刻苦獎”，似乎應該叫“最投入獎”。

我理解“最刻苦獎”，一般指那些努力刻苦后卓有成效的人，而我屬于那種敢下工夫、舍得下苦力，但成效與付出不成比例的人，比較笨。

人人都需要激勵，美國的學校中也有評比和表彰，與國內(nèi)差不多。

那次學期總結會上，我就是參加一下，想混一頓自助餐而已，省得回宿舍還要自己做飯。宣讀表彰名單時，我就沒有在意，直到喊了第三次，我才明白是在叫自己。接過獎我就納悶，怎么會是我得獎？會后見到老師，還一個勁兒地感謝老師，以為是她推薦的，后來知道感謝錯了。

那一學期，感到語言差距太大，每天下午下課是4點多鐘，正常情況是回公寓休息、吃飯，晚上7點30分再上晚課。我就把吃飯時間泡在了閱覽室里讀電腦英語，直到快7點30分，買一個點心或水果墊底，接著上課，一個學期天天如此。

在閱覽室，我們上公共電腦是要用學生卡（IC卡）進入的，而且電腦會記錄整個過程，那一學期，電腦記錄我用的時間最長，所以我獲得了“最佳參與”獎。

同學們笑我，說這應該是“最笨人才獎”。

德州的夏天，漫長而炎熱，有點像深圳，但比深圳干燥一些。那時，每天早晨6點鐘我會準時坐在院子里樹下讀書，像個待考的中學生。那個時間也正是警察巡邏車經(jīng)過的時間，我準時，警察也準時，日子久了，警察都熟了，每天主動地打個招呼，算是一天學習的開始。

我們有一門課是“商業(yè)環(huán)境法”，法律課是最難學的。我們的老師據(jù)說是德州有名的律師，猶太人，每次上課都是西裝革履、衣冠楚楚的。他上課經(jīng)常遲到，好像天天忙得不行，一講起課來就像是在法庭上辯論，兩眼看著前上方，滔滔不絕，口若懸河。

若是有同學提問，他先盯著提問人看一眼，然后昂首向前，引經(jīng)據(jù)典，你想不明白都不行。他上課嚴格而要求特高，一門課先后有兩個同學中途就知難而退了，這在別的課中是不多見的。因為在UTA，無論每一門課、每一個班也就是20余名同學。

英美法系特別講求案例，課內(nèi)、課外必須閱讀大量案例，每次課后老師都會布置上百頁的案例閱讀作業(yè)，我們基本上是讀不完的。一上課，兩本法律書（國法、州法）、兩部案例書跳著講，我們翻書都跟不上趟。

這門課的考試分兩部分，寫一篇案例分析，占60%的成績，還要進行卷面考試，占40%。案例分析要求至少28頁紙，用英文寫長篇案例，還要引經(jīng)據(jù)典，套用適合的法律條規(guī)進行分析說理，這對我來說差不多難比登天，我便耍了個滑頭。

那一段時間，正好趕上中國的聯(lián)想欲收購美國的IBM，在美國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眾所周知，并購最后以流產(chǎn)告終。

這個案例，屬于典型的“商業(yè)環(huán)境”問題，美國政府明顯實施了法外干預，連我們的美國法律老師都這么認為。

當時，中國國內(nèi)學術、法律界認識頗多，議論紛紛，我就上網(wǎng)找了許多觀點，主要是抨擊美國政府的，東拼西湊地寫了25頁，觀點新穎而犀利，但是中文稿。然后找到老趙，請他幫忙翻譯成英文。這事兒可給老趙添了不少麻煩，他整整忙活了一周，翻譯成英文要長一點，成了31頁，超額完成，而且言之有物。

這篇論文我得了986分，好像是全班最高分。本來這門課我應該可以得A的，因為我已經(jīng)有兩個C了，結果卷面考試不行，仍然是B，郁悶了許久，白辛苦老趙了。

在美國學習的經(jīng)濟負擔中，除了學費以外，書本費絕對是一項沉重的負擔，課本非常之貴，出乎我們的預料。之所以這樣做，據(jù)說一是為了尊重版權，二是教科書的銷量本身就很少。

一門課一般是1本課本，1～2冊作業(yè)，課本價格幾乎沒有低于120美元的，一門課書本費都會超過150美元，若是碰上法律課，課本多，費用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