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演出了一部蘇聯(lián)的現(xiàn)代戲以后，在一片贊揚聲中，我記得只有曹禺同志一個人指出，這個本子只是一個‘二流’的劇本，充其量只是個‘佳構(gòu)劇’。我也記得自己當時大吃一驚，有那種撥云見日的感覺。另一方面，對于真正的藝術精品的出現(xiàn)，曹禺同志非常敏感，十分熱情，由衷地興奮。我記得當他讀了老舍先生的《茶館》第一幕，就興奮得像個孩子，大聲疾呼：這是經(jīng)典！經(jīng)典！曹禺同志對藝術的判斷，應該說對形成北京人藝后來的劇目方針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至于對他自己的作品，曹禺同志則一貫嚴格，一絲不茍，可以說每一句臺詞都注進了心血，應該說是位‘苦吟’派的作家。他在語言上的造詣是人所共知的。他筆下的人物，從古代吳越春秋時的帝王將相到近代最下層社會的妓女，他們的語言都栩栩如生，躍然紙上。這既是他尊重生活、不斷從生活中汲取營養(yǎng)的結(jié)果，也是他勤奮寫作、惜墨如金所達到的成就。談到他的勤奮，我想起六十年代初，我當時應出版界之約，準備翻譯挪威劇作家比昂遜的劇本。劇本很難找到，最后還是在清華大學圖書館找到了，我翻譯到最后一頁，在借書人名單上竟赫然是‘萬家寶’的名字?。ó斎贿€有一位前輩的名字，就是當時他的同學錢鍾書。）后來我與曹禺同志談到此事，他不但和我談了比昂遜本人，還向我介紹了這位作家的作品，在‘五四’時期在中國出版、翻譯的情況。根據(jù)他的介紹，我們居然又找到了‘五四’時期茅盾同志的譯本，大大豐富了選集的內(nèi)容。還有一次，我向他提出，有人認為他的創(chuàng)作曾經(jīng)受美國作家尤金·奧尼爾的影響。他告訴我根本不是那樣。他說，早期他曾得到以法文寫作的歐洲作家布里俄的啟發(fā)，并向我介紹了這位作家的作品和情況。據(jù)我所知，這位作家在世界上早已被人遺忘，在中國知道他的人恐怕更少，由此也可以看到曹禺同志淵博的一面。說到他謙虛和對自己作品的嚴格，我又想起一件事，1980年曹禺同志在闊別三十多年后再度訪美，認識了美國劇作家阿瑟·密勒，并約請他來華執(zhí)導他的成名之作《推銷員之死》。曹禺同志和阿瑟·密勒的會見是中美戲劇史上一件大事。一天，在曹禺同志家中便飯后，曹禺同志請阿瑟·密勒觀賞他的照片冊，在照片冊中，占據(jù)了很重要地位的，是一封精心裱存的信件，顯然已保存多年。這是一封觀眾來信，其中主要是毫不留情地對曹禺同志作品的批評，其中有些有道理，有些則失之偏頗。曹禺同志當時命我逐句給密勒做了翻譯。密勒聽后大為感動，認為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風范。多年后，密勒還不時提到此事，認為這是他訪華中一次大的收獲?！诒本┤怂嚱ㄔO中，他也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北京人藝專業(yè)作家中，這種作用更為突出，這一點我想更直接接受他指導的創(chuàng)作人員感受會更深。他曾經(jīng)反復提出的一些創(chuàng)作原則和方法曾使他們獲益匪淺。例如，他常常強調(diào)的，寫戲、寫人物要寫感情，而不是寫事件；又例如，在體驗生活中，對于對象的‘原話’要牢記，不能由我們自己的干巴巴的八股去代替；還例如，寫戲不能平鋪直敘，而要‘反著來’；再例如，一出戲最后‘每一塊石頭都要落地’（指結(jié)構(gòu)），等等。這些有時候好像只是些‘招數(shù)’，其實往往包含了很深刻、很豐富的創(chuàng)作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