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曹禺老師所說：“我的青年時代總是有一種瞎撞的感覺。”“好像是東撞西撞，在尋求著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該怎么活著？”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他寫《雷雨》倒確乎是在寫一首詩，他也正是一位很有才華的戲劇詩人。不是嗎？曹禺老師寫出《雷雨》以后，只把劇本交給了少年的好友、南開中學的同學、《文學季刊》的編輯部負責人靳以，并沒有急于發(fā)表的意思。

1933年的秋天里，巴金從上海來到北平工作。當時，巴金和鄭振鐸、靳以等人，在籌辦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編輯部就設在北海前門附近三座門14號院的三間房子里，中間的房子辦公及接待客人用，巴金和靳以各住在左右一間耳房里。大約，靳以是因為與曹禺老師的關系密切，為了避嫌起見，只把《雷雨》劇本暫時放在抽屜里，后來在偶然當中向巴金提起此事，才引起了注意。后來，《文學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載了《雷雨》，更是引起了廣大讀者的關注。第二年，在日本東京出現(xiàn)了由中國留學生演出的《雷雨》，那時候，《雷雨》已經(jīng)在國內有劇團把它搬上舞臺，而且進一步引起了轟動。

有人說，一個人事業(yè)上取得成功，要依靠三個條件——一是天資；二是勤奮；三是機遇。三者缺一不可。此言不謬也。也許巴金的看重和鼎力推薦《雷雨》，就是一種不可多得的良好機遇?？梢哉f，正因為有了此舉，便徹底改變并完全決定了曹禺老師終身的戲劇命運和人生命運。令人欣慰的是，這樣一段“伯樂識千里馬”的佳話一直在文藝界流傳至今。

大約，連曹禺老師自己也未曾想到，在1950年的時候，他竟然對《雷雨》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產(chǎn)生了動搖，根本的動搖，乃至要對劇本進行脫胎換骨的全面改造才行。

據(jù)說，曹禺老師是從國統(tǒng)區(qū)來的作家當中，最早一個深刻反省自己作品，并打算徹底進行修改的作家。在沒有外界壓力，也沒有什么人敦促的情況下，他主動對舊作進行了自我批判和改造。他甚至提出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工農(nóng)兵方向的X光線中照一照”，以挖去“創(chuàng)作思想上的膿瘡”。1950年10月，他在《文藝報》上發(fā)表了文章《我對今后創(chuàng)作的初步認識》。他這樣的自問自答道：“我的作品對群眾有好的影響嗎？真能引起若干進步的作用嗎？這是不盡然的?！独子辍窊?jù)說有些反封建作用，老實講，我對反封建的意義實在不甚了解。我的個人好惡，主觀的臆斷對現(xiàn)實下注解，做解釋工作，這充分顯示作者的無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眾負責是如何重要?！彼踔吝€過分地說：“沒有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不明了祖國的革命動力，不分析社會的階級性質，而貿然用所謂‘正義感’當做自己的思想支柱，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謬的。一個作家的錯誤看法，危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擴大蔓延到看過這個戲的千百次演出的觀眾。最痛心的就在此?！彼M而認為《雷雨》是歪曲了生活的真實：“我把一些離奇的親子關系糾纏一道，串上我從書本上得來的命運觀念，于是悲天憫人的思想歪曲了真實，使一個可能有些社會意義的戲變了質，成為一個有落后傾向的劇本。這里沒有階級觀點，看不見當時新興的革命力量，一個很差的道理支持全劇的思想，《雷雨》的宿命論觀點，它模糊了周樸園所代表的階級的必然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