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shù)上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容易。我在三十歲左右，對自己未來的畫風究竟應該如何，并不清楚，“風格”也是不能預先意料或故意設計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覺得當時的畫總是不遂心意。 “文化大革命”中和當時尚未與我結(jié)婚的邊寶華合作一套《庫爾班熱愛毛主席》，畫完之后拿給美術(shù)出版社編輯部張汝濟看，他是一個幽默的人，他指著我畫的新疆皮鞋，說像他們在干校水田勞動時穿的水襪子。我畫工筆畫雖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細刻的描畫，心中一煩，就會亂來，不像邊寶華那樣平心靜氣。

那時我創(chuàng)作一無所成，也頗悶悶。好友姚鐘華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鳴驚人，但計無所出。今天回憶起來，總是十分親切。其實那時我的藝術(shù)，還是處于孕育階段，懷胎不足，是不會有驚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詩、著文、講演喜歡即興神馳，隨感而發(fā)。才思敏捷，情緒風動，這是我的所長；藝術(shù)上如何揚長避短，如何打開這一成功的不二法門，便是我當時的一個追求方向。

那時，我偶爾也有神來之筆，就像我做學生的時候畫一羅漢頭像，李燕認為極妙，珍藏至今。但是這種靈感的顯現(xiàn)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發(fā)現(xiàn)自己是件何等艱難而痛苦的歷程！我曾在這苦海中沉浮過多少年月，多少個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堅信光明在前，繼續(xù)奮斗！有一次我去榮寶齋，摯友米景揚鋪出一張四尺凈皮單宣，叫我放筆大膽地畫一張。也許我當時競技狀態(tài)良好，提起筆來畫了一個飄然美髯公，腳邊有一只小猴正對他顧盼有情。畫出之后，滿座唏噓贊嘆這張畫，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處；畫畢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鯁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揚在我個人的藝術(shù)史上這推波助瀾之舉，打開了我探索的新天地，從此以后豁然開朗，我自以為找到了最能表達自己情感的手段。

其實，這不是機會主義的偶得，這是蓄之既久，其發(fā)必速，是量變到質(zhì)變的飛躍，是積年累月的辛勞的報償。

我又一次重溫我的藝術(shù)，理出一條縱的線索，從顧愷之——吳道子——李公麟——趙孟■——陳洪綬——任熊、任熏——任伯年，這一千多年的縱線發(fā)展史，我不是曾經(jīng)痛下過苦功嗎？從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濤到乾隆年間的“揚州八怪”，他們言簡意賅的藝術(shù)語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過多少年嗎？是的，我有力量將線描勾勒和大潑墨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造嶄新的、屬于范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