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向中國輸出革命，選擇廣州作為基地，實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為在北方爭取吳佩孚不成，只好把寶押在南方的孫文身上，他們不得不跨過整個中國，從遙遠的北方，來到廣州。

但鮑羅廷并不喜歡這座城市，這里與香港太接近了，是英國的勢力范圍，無論地理氣候、文化傳統(tǒng)，還是社會風氣，甚至連這里的人，都讓他深感討厭。他毫不諱言：“廣州與香港毗鄰的八十年，徹底腐蝕了廣州的知識分子，只給他們灌輸了一個思想——撈錢，不管來路如何。”他宣稱，“除了汪精衛(wèi)、廖仲愷，我不知道過去和現(xiàn)在在政界或軍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個廣州人可以說是比較誠實的?！?現(xiàn)在，這兩個“好人”，一個死了，一個逃到法國去了。在廣東的政界、軍界里，一個好人也沒有了。

蘇聯(lián)一直想開辟一條從陸路連結中國的通道，在爭取吳佩孚失敗以后，并沒有放棄在北方繼續(xù)尋找他們的合作者。1925年，他們看中了馮玉祥。

馮玉祥是安徽人，原是吳佩孚手下的一員大將。1914年，他作為北洋警衛(wèi)軍第一旅旅長，在陜州、潼關、西安、靈寶、渭南一帶追剿白朗匪幫，和大西北結下了不解之緣。后來歷任陜西督軍、河南督軍、陸軍檢閱使，他自稱信奉基督教，有“基督將軍”之稱，他用消防水龍頭向士兵們噴水，然后宣稱全軍官兵都已經(jīng)受洗成為基督徒了。

馮玉祥手下的西北軍，是一支訓練嚴格的農(nóng)民隊伍，挑選新兵時，都要先看頭上有沒有辮子，沒有不行；再看手掌有沒有厚繭，沒有也不行。他的隊伍只收頭上有辮、手上有繭的老實莊稼漢。

西北軍就像一個大家族，馮玉祥就是他們唯一的家長與“教父”，他的話是絕對的圣旨，無人可以違抗。盡管西北軍官兵每天都要讀圣經(jīng)，唱圣歌，但誰也鬧不清自己在唱什么。馮玉祥見到西方人就說自己信仰基督；見到蘇聯(lián)人就說自己信仰列寧；見到國民黨人就說自己信仰三民主義；但實際上他只信仰自己。對馮氏來說，基督教最大的好處是讓士兵禁欲，方便管理。一位在西北軍中工作過的蘇聯(lián)顧問，對馮玉祥的評論是：“如果拋開不談馮玉祥的革命詞藻和他的民主主義的、蠱惑性的姿態(tài)的話，他的軍隊同軍閥的軍隊毫無兩樣?！?/p>

其實區(qū)別還是有的，馮玉祥的軍隊是由西北農(nóng)民組成的，而別的軍閥隊伍是由別的地方的農(nóng)民組成的。這兩者就有很大不同，不然，蔣介石也不會那么注意從江浙地區(qū)招收軍校學生。西北是兩千年凝固不變的鄉(xiāng)土社會，而江浙是一個現(xiàn)代工商業(yè)蓬勃興起的社會。別看現(xiàn)在南方（廣東革命政府）和北方（北洋政府）斗得兇，但中國社會未來要變成什么模樣，并不取決于南北，而取決于東西，要看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

盡管馮玉祥在北方的名聲很差，他的從政經(jīng)歷，幾乎就是一部倒戈的歷史。他一生倒過無數(shù)次戈，倒過黎元洪總統(tǒng)的戈，倒過曹錕總統(tǒng)的戈，倒過吳佩孚的戈，倒過張作霖的戈，倒過段祺瑞的戈。有時合作之后倒戈，倒戈以后又合作，合作以后再倒戈，逼宮倒閣，無所不為，因此，“基督將軍”另外還有一個不名譽的外號，叫“倒戈將軍”。然而，他卻占據(jù)了一個好位置——大西北。所以，無論他怎么反復無常，總有人想討好他。南方政府想拉攏他，北洋政府也想拉攏他，蘇聯(lián)也想拉攏他，無非都是想取巧，不用勞師動眾而搞定那片讓人望而生畏的高原大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