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統(tǒng)”，曾經(jīng)是罩在民國頭上的一道光環(huán)。中國數(shù)千年的政治，為宗法專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舉，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強影響，始有效法自強的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后，確立“主權(quán)屬于全體國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約法”，成立國會，制訂憲法草案，人們終于看到了，中國向以代議、憲政、法治為立國之本的現(xiàn)代國家轉(zhuǎn)型的一線曙光。

但其后發(fā)生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一系列變故，國會解散，戰(zhàn)火重燃，制憲變成了一項爛尾工程。段祺瑞平定復辟后，自稱“再造共和”，以舊國會已被解散，原有法統(tǒng)已不再存在為由，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重新召集國會。孫文乃于1917年率領(lǐng)國會議員和海軍南下，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以捍衛(wèi)民國法統(tǒng)為號召。廣東、廣西、湖南、云南、貴州、江西等西南各省的地方軍閥，起而響應，在南方開辟了一片天地。

孫文嘗言：“君主專政之氣在北，共和立憲之風在南”， 對南方護法，國人有厚望焉?？上?，南方護法，并不以法律為武器，而是依靠金錢與武力。南方的軍政府與非常國會，本身都不是合法程序的產(chǎn)物，軍隊也大都靠行賄拼湊起來，與雇傭無異。而武力北伐，更沒有任何法律依據(jù)，客觀上破壞了中華民國的統(tǒng)一。如果說共和立憲之風，北方甚至比南方還略勝一籌，至少還保留著共和立憲的框架。

孫文在1918年辭大元帥職時抱怨：“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但不肯俯首于法律之下的，又豈止一二地方軍閥？護法戰(zhàn)爭整整打了七年，歷千辛萬苦，槍林彈雨，造成地方元氣蕩然，人民財產(chǎn)損失、生命損失，直接與間接，不可勝算。然到頭來，竟落了個“北方非法尚有法，南方護法而無法”的譏評。

在共和國家，任何個人與政黨，都無權(quán)隨意改變游戲規(guī)則，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國家利益之類的道德名義。修改游戲規(guī)則，須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個更大的非法去糾正另一個非法，否則，民主的游戲就玩不下去了。

早在1921年孫文在廣州組織軍政府時，對護法已經(jīng)心灰意冷，他曾坦言：“此次軍政府回粵，其責任固在繼續(xù)護法，但予觀察現(xiàn)在大勢，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已決心放棄護法這面旗幟。

然而，護法——保護民主憲政——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礎(chǔ)，一旦放棄，孫文怎么解釋他的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呢？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革命”。革命具有至高無上的威權(quán)，可以打破一切常規(guī)。憲法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革命政府是無限政府。孫文需要的是一個無限政府。他向人們宣示，他已掌握了“革命真理”，他所從事的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

后來從軍閥變成革命者的馮玉祥有這樣的評述：

有人罵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真是有點革命的癖，無論是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兒子孫科做了大總統(tǒng)，他也要革命的?！痹谒艘詾檫@是罵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是在此，一個革命者，只要看見統(tǒng)治者不對，就得革命，無論他是親戚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眾的意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得。

個人私情固然是顧不得的，國家法統(tǒng)也顧不得?？v觀民國初年，國民黨從宋教仁組黨，到“二次革命”，到討袁護國，到西南護法，始終在“憲政民主合法性”與“革命真理合法性”這二極之間搖擺，而最終倒向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