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孫文正和親日的奉系、皖系結盟，對付直系。眾所周知，日、俄兩國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孫文到底如何取舍，頗費周章。孫文對馬林說：如果他不聯(lián)俄，就能在不受列強干涉的情況下，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馬林在廣州也和陳炯明長談三次，他發(fā)現(xiàn)，俄國革命剛成功時，陳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國革命一邊”，確實，1920年陳炯明在漳州時還寫信給列寧說：“余深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將對人類帶來歡樂，余愿為此一主義徹底實現(xiàn)而奮斗”，可是“俄國的發(fā)展又使他向右轉”。究竟是什么樣的發(fā)展令他轉得這么快？為什么當“十月革命”的效應，在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中還是持續(xù)高溫時，他已經(jīng)迅速冷卻下來？這一點很值得歷史學家研究。馬林說陳炯明向他表示“對黨的專政不感興趣”， 或可部分反映出，當時陳炯明的思想。

盡管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東西，但此行卻令馬林對國民黨的觀感，錦上添花，再加幾分。他在廣州目睹了香港海員在國民黨指導下舉行大罷工，親見幾千工人在黃花崗烈士墓前聽國民黨人宣講反帝道理，又聽說廣州、香港、汕頭有萬海員加入了國民黨。這種群眾場面，足以令任何一個職業(yè)革命家熱血沸騰。于是馬林認定國民黨是一個傾向于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革命政黨。

但有意無意間，馬林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廣州、汕頭都是陳炯明的地盤，真正在廣州支持辦工人夜校、資助機器總會、調解勞資沖突的是省長陳炯明；香港海員工人罷工后，十幾萬罷工工人回到廣州，也是陳炯明接待他們，不僅同意工人在廣州設立辦事處，作為罷工的總指揮部，而且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撥出10萬元給工人做罷工經(jīng)費。但馬林卻把這一切都籠統(tǒng)地歸之于孫文的國民黨政策，從而為他的“國共合作”計劃，提供有力的依據(jù)。

當時孫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顧得上工人罷工這類事情？馬林把上海的共產(chǎn)黨與南方的國民黨作了一個比較：“關于中國的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產(chǎn)黨加入到國民黨里去。

但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觀感，卻遠沒有馬林這么美好。他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于妥協(xié)，內部分子復雜，明爭暗斗等”。 因此，對馬林的建議，礙難采納，而且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qū)的中共黨人，也都強烈表示了“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國民黨）之可能” 的態(tài)度。

馬林被當頭潑了一盆冷水。

揆諸事實，馬林與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評價，其實都沒有大錯。只不過雙方的立足點不同，視角不同，得出來的結論，便一個說它是牛，一個說它是馬，各取所需了。

馬林在中國的工作，進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離開中國時，還沒能說服中共加入國民黨，胸中積郁難舒，悶悶不樂。當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輪時，只見一輪夕陽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驟起，這位荷蘭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