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tǒng)治，監(jiān)管，如今的招數(shù)與七十年代相比，各有勝擅。父親，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節(jié)不許出門，于是大年初一將自行車扛到樓上，拆一地，細細擦拭——五類分子總算廢除了，現(xiàn)在被各地官員層層扣押者是前仆后繼的上訪人員，再就是管不勝管的盲流人口，數(shù)千萬。前幾年坐火車北上，尾端兩節(jié)車廂擠擠挨挨坐滿民工，據(jù)說沒有暫住證，集體遣返，年紀最小的十三四歲，看守的武警也是農村孩子臉——九十年代上海黃蜀芹執(zhí)導連續(xù)劇《孽債》，一開頭便是橫七豎八擠滿乘客的昏暗車廂，幾位被知青遺棄的小孩混票上車，北上尋親，被查出，逮起來。鏡頭移出窗外，黑夜，車聲隆隆，呼嘯轉彎：這一刻，我猛然撞見常年流離的七十年代。

現(xiàn)在車站送旅人，站臺空寂。1992年從紐約初次回國，若有所失：車窗改成封閉式，送者寥寥，每一車門下站著女列車員。這就對了，但于老知青卻是記憶的錯位：七十年代站臺送別永遠是在列車無聲起動的剎那，人群轟然暴哭，無數(shù)手臂扯緊又掰開，同時吵鬧著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樂……電影可能是火車生涯的最佳敘述，除了畫面，車輪的密集音響才是記憶的神助：闊別神州十一載，那年回國頭一次坐火車，清晨六點我被列車播音吵醒：雜音喧囂的起始樂《東方紅》，接著是播音員傲慢的誦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聲勢虛張，和過去一樣，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調給我近乎刺痛的親切：不是記憶，而是感官，我發(fā)現(xiàn)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質。 

七十年代的記憶被火車貫穿：“文革”十年，億萬人民不準遷徙，沒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證明，除非政治或商業(yè)性質的差旅，被準予在“祖國大地”往來南北的群體，是上千萬知青：被賦予光榮的革命身份，卻沒有戶口和單位的人。那時我在深山徒然羨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車混票，出得山來，路近省城一眼望見鐵軌，思家之念洶涌難抑。籌劃票錢是父母的大筆預算，貧家兒數(shù)年回不得家。贛州，寧都，地方知青也得下鄉(xiāng)，也想回家。與我同村熬著一對贛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籌劃離開，沒錢，決定一路幫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著行李疾步過村，遠遠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辦法走??！”同時淚流滿面——贛南山區(qū)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磚砌涼亭，予人歇息，墻上殘留紅軍時代直到“文革”的標語。我久在山中學會長途跋涉，走啊走，人會平靜堅毅?；膹讲蓍L，蛇！驚人地美麗，瞳仁與我對視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聲，遺下一窩蠕動的小蛇。

七十年代沒有國道，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車，沒有任何人擁有私家車，火車、公交車、大卡車、拖拉機，全部屬于國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車司機還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對象）。軍隊與高層則是七十年代嚴格保密的移動群體。多年后，我從境外書刊獲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數(shù)度出行：忽然起意備車，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車廂逐一召見當?shù)厥」佟澳銈円獙ξ艺f實話”，毛主席懇求他的屬下——當年軍區(qū)或地方高官配有吉普專車，不過與今日玩高爾夫球的新貴們的豪華進口貨，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飛機的故事嗎？現(xiàn)在首都機場仍然保留周恩來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機場。那時幾乎沒有民用航空業(yè)，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年自南京去拉薩，當天機場的全部業(yè)務，只有一班飛機。

* * *

遼闊、貧荒、昏沉，七十年代遠未夢見日后中國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變局從未如此密集，接踵而來，以持續(xù)阻斷的形態(tài)聯(lián)結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農村的大規(guī)模遣散，啟動了，世稱“干?！?，名單中囊括當時全國重要的文人和藝術家。上山下鄉(xiāng)號令經(jīng)已發(fā)布一年，數(shù)百萬老三屆初高中生以半數(shù)比例發(fā)配邊省，我所屬69屆的遣送比例，則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春橋定為百分之百。 

1970年，我與數(shù)萬名初中生被發(fā)配贛南、皖北、云南、黑龍江，3月注銷戶口，4月初塞滿一系列專程火車，喧嘩哭叫，離開上海。

1971年，當毛主席將他的專列停靠南昌郊外約來省委書記進車廂秘談時，我在當年他和紅軍盤踞的深山學會砍柴做飯，認定此生將永遠落戶農村。9月，林彪事敗。

1972年初，我在蚊帳里收聽到美國人來了，局勢緩和，5月，由江青做主恢復歌舞表演和全國美展。同年，全國人民在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出訪北美四國的紀錄片中，第一次看到西方的摩天大樓和二次現(xiàn)代化的種種景觀。

1973年，各省出版業(yè)漸次恢復，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調繪制連環(huán)畫，走出山溝，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兩位才子：描繪《開國大典》的內控右派董希文，描繪土地改革、來自延安的革命畫家王式廓，盛年辭世。

1974年，我被告知仍須回鄉(xiāng)務農，鄧小平被安排去井岡山作革命“懷舊”之旅，意謂復職在即，年底，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斗膽宣布中國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為觀看全國美展。首都空曠寧靜，古意蒼蒼。

1975年，鄧小平施政展開，其中包括有限放寬并調整下放人員政策，我的私人變動是轉赴江北落戶，趨近上海，南京就在長江對岸。

1976年，元月周恩來死，3月鄧小平下臺，4月，南京北京相繼爆發(fā)龐大騷動——我目擊金陵城數(shù)十萬工人借周恩來之死游行抗議，一路花圈高及樹頂，浩浩蕩蕩——入夏是唐山地震。9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開始的一幕。不久華國鋒上臺，10月，“四人幫”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國恢復高考。四五天安門運動被中央適時正名，歷年積欠累累冤案的平反昭雪，閃現(xiàn)希望：毛終于走了，為“文革”時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運動數(shù)百萬舊案的一舉重議，在是年中央文件中顯露契機。

1978年秋，北上就學。深秋，西單民主墻貼出第一份民間政論，并呼吁鄧小平復出。冬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宣布告別政治運動。年底，中美正式建交。不久，鄧小平訪美紀錄片公映，中國人看見了白宮與曼哈頓，并聆聽由丹佛演唱的輕型搖滾樂鄉(xiāng)村歌曲。

1979年春，中越開戰(zhàn)，西單墻被封?！拔母铩蹦┢谂R刑時被切斷喉管的女共產(chǎn)黨員張志新忽然成為是年被隆重宣揚的人物，中國美術館為之舉辦專展，紀念活動隨即被抑制，相關連環(huán)畫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藝術團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這是一份被重復無數(shù)次的大事記，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無不仰賴國事的松緊與寬嚴，攸關億萬人的命運：命運就是公章——平反、出獄、回城、復職、退賠私產(chǎn)、準予高考、作品開禁……工人的獎金、農民的集市，終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瑣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帶輾轉錄制鄧麗君的歌聲……離散的人團圓了，到處是追悼會和骨灰安葬儀式（劉少奇平反大會遲至1980年），控訴、涕泣、失態(tài)、過度驚喜、卑怯的感激——總之，一切的一切取決于公章和準許蓋章的命令。農場朋友曾描述這等傳奇：場部抽屜鎖著公章，如玉璽，萬難啟用。1977年允許回城的國家指令下達了，為一撥撥申請人分別蓋章，不勝煩，場部用一根長長的橡皮筋栓住圖章，吊起來，大門洞開，四鄉(xiāng)來人隨時進入，一把扯下，自行蓋章，蓋妥了，命運的皮筋隨即彈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