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哪里來

后面我還會談到倫理孤獨，會從中國的儒家文化談起。儒家文化是最不愿意談孤獨的，所謂五倫，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系，都是在闡述一個生命生下來后，與周邊生命的相對關系，我們稱之為相對倫理，所以人不能談孤獨感。感到孤獨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么在父子、兄弟、夫妻的關系里，都不應該有孤獨感。

可是，你是否也覺得，儒家定義的倫理是一種外在形式，是前述那種“你只能找一次，不對就不能再找”的那種東西，而不是你內(nèi)心底層最深最荒涼的孤獨感。

“我可以在父母面前感覺到非常孤獨。”我想，這是一句觸怒儒家思想的陳述，卻是事實。在我青春期的歲月中，我感到最孤獨的時刻，就是和父母對話時，因為他們沒有聽懂我在說什么，我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而這并不牽涉我愛不愛父母，或父母愛不愛我的問題。

在十二歲以前，我聽他們的語言，或是他們聽我的語言，都沒有問題?？墒窃诎l(fā)育之后，我會偷偷讀一些書、聽一些音樂、看一些電影，卻不敢再跟他們說了。我好像忽然擁有了另外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私密的，我在這里可以觸碰到生命的本質(zhì)，但在父母的世界里，我找不到這些東西。

曾經(jīng)試著去打破禁忌，在母親忙著準備晚餐時，繞在她旁邊問：“我們從哪里來的？”那個年代的母親當然不會正面回答問題，只會說：“撿來的。”多半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此，如果再追問下去，母親就會不耐煩地說：“胳肢窩里長出來的?！?/p>

其實，十三歲的我問的不是從身體何處來，而是“我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是關于生與死的問題。猶記得當時日記上，充滿了此類胡思亂想的句子。有一天，母親忽然聽懂了，她板著臉嚴肅地說：“不要胡思亂想?！?/p>

這是生命最早最早對于孤獨感的詢問。我感覺到這種孤獨感，所以發(fā)問，卻立刻被切斷了。

因為在儒家文化里、在傳統(tǒng)的親子教養(yǎng)里，沒有孤獨感的立足之地。

我開始變得怪怪的，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出來。母親便會找機會來敲門：“喝杯熱水?！被蚴牵骸拔覠趿穗u湯，出來喝?！彼肋h不會覺得孤獨是重要的，反而覺得孤獨很危險，因為她不知道我在房間里做什么。

對青春期的我而言，孤獨是一種渴望，可以讓我與自己對話，或是從讀一本小說中摸索自己的人生。但大人卻在房外臆測著：這個小孩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有什么問題？為什么不出來？

張愛玲是個了不起的作家。她說，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里，清晨五六點，你起來，如果不把房門打開，就表示你在家里做壞事。以前讀張愛玲的小說，不容易了解，但她所成長的傳統(tǒng)社會就是如此。跟我同樣年齡的朋友，如果也是住在小鎮(zhèn)或是村落里，應該會有串門子的記憶，大家串來串去的，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說的隱私，要拜訪朋友前還要打個電話問：“我方不方便到你家？”以前的人不會這樣問。我記得阿姨來找媽媽時，連地址也不帶，從巷口就開始叫喊，一直叫到媽媽出去，把她們接進來。

儒家文化不談隱私，不注重個人的私密性。許多傳統(tǒng)小說，包括張愛玲的，都會提到新婚夫妻與父母同住，隔著一道薄薄的板壁，他們連晚上做愛，都不敢發(fā)出聲音。一個連私人空間都不允許的文化，當然也不存在孤獨感。

因而我要談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獨，而是如何完成孤獨，如何給予孤獨，如何尊重孤獨。

不允許孤獨

很多人認為儒家文化已經(jīng)慢慢消失，我不以為然。時至今日，若是孤獨感仍然不被大眾所了解，若是個人隱私可以被公開在媒體上，任人指指點點，就表示儒家文化還是無遠弗屆。我在歐洲社會里，很少看到個人隱私的公開，表示歐洲人對于孤獨、對于隱私的尊重，以及對于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劃分已經(jīng)非常清楚，同時，他們也要求每一個個體必須承擔自己的孤獨。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一方面我們不允許別人孤獨，另一方面我們害怕孤獨。我們不允許別人孤獨，所以要把別人從孤獨里拉出來，接受公共的檢視；同時我們也害怕孤獨，所以不斷地被迫去宣示：我不孤獨。

一九四九年，中國經(jīng)歷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七○年代我到歐洲讀書時，認識了很多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他們在五○年代、六○年代時都在大陸。他們告訴我：在任何反右運動中，都不要做第一個發(fā)言和最后一個發(fā)言的人，就看發(fā)言得差不多了，大概知道群體的意思時才發(fā)言，也不能做最后一個，因為容易受批判。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沒有人敢特立獨行，大家都遵守著“中庸之道”，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后。儒家思想歌頌的是一種群體文化，我要特別申明的是，并不是認為歌頌群體的文化不好，事實上儒家思想是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一定和群體有關。所謂的群體是指大家要共同遵守一些規(guī)則，社群才能有其生存的條件，特別是在窮困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中。而特立獨行是在破壞群體，就會受到群體的譴責。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代表著人性覺醒的過程。有時候我們稱它是白話文運動，但我不認為是這么簡單。它所探討的是人性價值的改變，基本上就是對抗儒家文化、對抗群體。五四運動喊的兩個口號：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其中德先生democracy，源自希臘文，意指即使是代表極少數(shù)的一個個體，都受到應有的尊重，這便是民主的基礎。但在群體中，無暇顧及少數(shù)的個體，不要說一個，就是三分之一的人，還是不如其他的三分之二。

魯迅是五四運動一個重要的小說家。他的小說《離婚》或《在酒樓上》，都是講一個孤獨者面對群體壓力時痛不欲生的包袱。《狂人日記》里快發(fā)瘋的主角，他用了“禮教吃人”來指控，村落中從三個男人議論一個女人的貞節(jié)，變成一群男人議論一個女人的貞節(jié)，最后不通過任何法律的審判，就在祠堂里給她刀子、繩子和毒藥，叫她自己了結(jié)。這就是群體的公權力遠大于任何法律。

沈從文在一九二○年代也發(fā)表了一篇了不起的小說，講一個風和日麗、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對男女在路上走，握著手，稍微靠近了一點，就被村人指責是傷風敗俗，抓去見縣太爺。縣太爺當下拍板說：“你們這對狗男女！”結(jié)果這是一對侗族的夫妻，不似漢族的壓抑，他們戀愛時就會唱歌、跳舞、牽手。我們現(xiàn)在讀沈從文的故事，會覺得很荒謬，竟然村人會勞師動眾，拿著刀斧出來，準備要砍殺這對狗男女，最后才發(fā)現(xiàn)他們是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