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宋教仁被殺之后，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選擇了暴力反抗，組織了“二次革命”，戰(zhàn)爭主要發(fā)生在江西和南京，所以當時叫“贛寧之役”。之后出現(xiàn)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混戰(zhàn)，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國民黨用武力造成了一個新政權。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機，又出現(xiàn)了新的變數(shù)，給中國帶來再一次和平轉型的新機會。這個機會是，抗日戰(zhàn)爭提供了一個國際大背景的條件，當時美國所代表的國際勢力主張中國走和平的道路，這是大勢所趨?？谷諔?zhàn)爭的勝利給了中國一次重新凝聚人心的機會，也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當時人們把蔣介石奉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高樓上面掛著巨幅畫像，還有標語。還都南京的時候，蔣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歡迎的熱烈程度，也讓我們今天很驚訝。那個時代就是這樣一種氛圍，其實和平的呼聲非常響亮。特別是國際壓力，所以蔣介石才會一而再地從重慶發(fā)電報給毛澤東，請他到重慶來。這是在國際背景下發(fā)生的事情，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當時的中國存在著幾大勢力，最大的當然是國、共兩黨，雙方都掌握著龐大的武力，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了在這兩個集團之外還存在著非常有號召力的第三種力量。這第三種力量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無數(shù)不同的群落構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當年的實力可能是今天的我們難以想象的，因為它當時起的是國共之間平衡的作用，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這些人在當時都是龐然大物，都是顯赫的政治人物。羅隆基一生最揚眉吐氣的時候就是1945年秋天到1946年春天。我記得有人曾經(jīng)說過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不靠子彈，而靠才智發(fā)言的時代。每一種不同的政治主張，每一個不同的政治派別，每一個不同的社會團體都可以坐下來對話。盡管雙方的觀點針鋒相對，但是可以討論，可以爭得面紅耳赤。討論完了，雙方還可以握手言歡。政協(xié)會議就是因為當時中國存在好幾種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來協(xié)商?！罢螀f(xié)商”這個名詞不是共產(chǎn)黨人起的，而是法學家出身的國民黨高官王世杰起的。那個“政治協(xié)商”是真的協(xié)商，雙方有可能是對立的，分歧很嚴重，但是可以坐下來協(xié)商。當時還有另外一種很重要的力量，沒有能夠進入政治協(xié)商的格局當中的社會團體，批評他們那些黨派開的是分贓會議。中國這么大，怎么只有這么幾家坐下來談，其他人怎么辦？跟這些黨派都沒有關系的人更多。那個時候選擇各種政治黨派基本上是基于信仰，當然也有機會主義的人，這個永遠都避免不了。有一個黨叫中國青年黨，是跟國共兩黨同時崛起的一個黨，它是1925年在巴黎成立的國家主義派別。這個政黨鼎盛時期黨員有四、五萬人，大部分分布在文化、教育等崗位上。中國青年黨一度是民盟的三派之一，后來分裂出來。民盟為什么影響比青年黨大，因為民盟都是中上層的知識分子。參加政協(xié)會議，能夠坐在桌子上談判的代表，國民黨八個、共產(chǎn)黨七個、民盟九個、青年黨五個、無黨無派五個，有出版家王云五、報人胡政之、實業(yè)家繆云臺、學者傅斯年、作家郭沫若，其中郭沫若是紅色背景。這樣一些人坐下來討論，討價還價，刀光劍影，唇槍舌戰(zhàn)，最后終于達成了五個歷史性的文獻，包括制定一部新憲法的基本原則，非常的細致，里面的很多東西今天看來都非常好，不僅僅具有歷史的價值。 包括改組國民黨主控的國民政府方案，連怎么樣分配的比例都有了。包括選舉一個孫中山所設計的國民大會，代表比例怎么分配，原來的老代表承不承認，這個爭論是最激烈的。還有一個共同綱領性質(zhì)的《建國綱領》，也達成了原則性共識。除了這四個“文”的方案，還有一個“武”的軍事整編方案，共產(chǎn)黨下屬的軍隊和國民政府的軍隊按什么比例整編都已經(jīng)談妥了。如果按這五個方案去做，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就給中國帶來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轉型機會，就把中國這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guī)肓素浾鎯r實的共和國。

但是我們知道，歷史的結局是沒有人去執(zhí)行這五個協(xié)議，最終還是以武力決出了勝負。為什么這么大的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這個天上掉下的大餡餅我們會接不??？對此，我個人有幾個不成熟的看法。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學家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里說，如果中國同時并存兩個擁有武裝的打天下集團，必然要一家吃掉另一家，否則是不會罷休的。他的這個說法放在1946年的中國來看也是基本成立的。國共雙方都掌握著大規(guī)模的武力，要用和平的手段化解戰(zhàn)爭、化干戈為玉帛，組成一個民主政府，本身就存在著非常大的風險。第二個原因，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要負責任。當時民盟非常有影響力的那些知識分子其實骨子里面都普遍有一種思想上的模糊，這有時代的原因，他們對蘇聯(lián)完全不了解，一知半解、霧里看花。民盟有一個中常委張東蓀，是一個哲學家，他有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叫民主社會主義，又叫做新民主主義，跟毛澤東的表述完全是同一個詞，但里面的內(nèi)容略有區(qū)別，但大同小異，最根本的是八個字“民主政治、計劃經(jīng)濟”。當時很大一批知識分子、精英骨子里面信仰的是這八個字，他們認為英美提供了民主政治的樣板，蘇聯(lián)提供了計劃經(jīng)濟的樣板，他們認為市場經(jīng)濟不好，有些人窮，有些人富，計劃經(jīng)濟好，由國家按計劃來搞經(jīng)濟。他們沒有看到蘇聯(lián)本國發(fā)生的問題，比如饑荒，這些負面的東西他們都不知道，他們認為蘇聯(lián)解決了人類長期以來一直困擾的一些問題，比如分配不公等問題。他們設想，如果把蘇聯(lián)和英美加起來就是人類最完美的模式。他們忽略了在任何一種政治模式或社會制度當中都存在著不足和缺陷。這個不足和缺陷不能靠“1+1”去解決，把不同的制度加在一起，而是要看哪一種制度具有更強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那個時候他們還看不到這些，所以民盟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傾向于左的，都是中間偏左，只有小部分是中間偏右。這就意味著在有武力的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本身就帶有傾向性，不是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場上，這是導致和平轉型破產(chǎn)的一個因素之一。第三個原因，我們不排除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國際勢力，特別是蘇聯(lián)起了一些作用，當然這需要更多的史料來論證。

歷史留給我們中國人和平轉型的機會是很少的，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都是暴力造成的，連偉大的、創(chuàng)立民國的孫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見到張國燾、許德珩這些“五四”學生時，竟然對他們說，你們搞五四運動，上街游行喊口號很了不起，有點作用，但這只是赤手空拳，我給你們五百支槍，你們敢去干嗎？這番話流露出來的那種心態(tài)大成問題。就是說連孫中山這樣的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領袖身上也帶有很強的暴力傾向，最終走的道路就是黃埔建軍，直接導致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這是國民黨專政的政府，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連孫中山這樣的人，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夠偉大，要給他足夠多的正面評價，但就是他這樣的人物身上也帶有這么強烈的暴力決定論傾向，要讓中國人從暴力的傳統(tǒng)當中超越出來，確實非常艱難。

兩次和平轉型的機會在幾十年之內(nèi)先后流失，可能帶有某種必然性。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宿命。我非常喜歡六個字“盡人事、聽天命”，不是說一種宿命。在大的歷史變遷當中，有時候，人的計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的。當然，這些努力在很長的一個時間里不是完全無效的，總是能在歷史的進程中刻上一刀，留下一道痕跡。真正決定歷史變化的是什么？就是每一個人不同方向、不同領域的努力背后，類似于我們經(jīng)濟學上講的“看不見的手”這樣的東西，我把這個叫做“天命”，跟中國傳統(tǒng)文化講的天命不太一樣。傳統(tǒng)的天命，講皇帝是天命，君權神授那些東西。在人力無法到達的地方還是有一些非常強大的、改變歷史的因素，和平也好，暴力也好，這些事情發(fā)生了，是無法挽回的。歷史的一次扭轉可能就是幾十年、上百年，幾十年、上百年在漫長的編年史當中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有時候只要寫一句話就足夠了。比如說我們寫西方的中世紀，“黑暗的中世紀一千年”一句話就夠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計。比如說，未來五百年之后去寫歷史，當代史也許只需要幾個字去表述，我們也不知道，今天是個未知數(shù)。這就是天命，是我們無法控制、無法把握的。但是我們可以盡人事，可以去做我們可以做到的那些事。這就是我前面說的，我們做的這一切，很可能沒有結果，但是它不會等于零，為什么不會等于零，因為它可能在編年史的竹簡當中留下一道一道小小的劃痕，這個劃痕也許很輕，但是它會留下。因為歷史是一根鏈條，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不可缺少，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環(huán)環(huán)緊扣。古往今來，無論多么顯赫的權勢人物都在歷史中化為煙塵，化為糞土。所以眾生平等，每一個人的努力都不會等于零，歷史是由每一個人的每一個細節(jié)的努力共同構成的。一個社會能不能在關鍵時刻實現(xiàn)制度的轉型，有的時候就取決于千千萬萬具體的個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適當?shù)?，那么歷史向正確的方向轉化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地加大。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式的、狂熱的義和團式、新左派式的，在某一個時段看起來也許都有些道理，但是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最（上接113頁）這種現(xiàn)象多少帶點規(guī)律性，是值得研究的一種文藝現(xiàn)象。但我想，這個“何其芳現(xiàn)象”似乎還應包容著更為復雜更為廣泛的內(nèi)容。那就是：一個小資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經(jīng)過多年的磨礪，“修成正果”之后，腦子里可能會裝上了一些那個時代頗為流行的“左”的思想元素，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帶上“左”的印記，這樣，在他們處理事務或治學時就難免會產(chǎn)生他們所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甚而至于會傷害了別人。在這樣的條件下，一些有著善良愿望的人，他之所作所為也不一定總是正確的。因為，任何的智者、圣者也總是難以完全擺脫社會意識形態(tài)（或者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的影響。也許，這也屬于胡風所說的“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之一種吧。何其芳是一個熱情、正直、心地坦蕩的學人，雖然他的文章難免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如果有，那也是不自覺的流露。或著說，他也是在認真地宣傳他認為是正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