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給朱由檢上了一道奏折，引起了朝廷的軒然大波。

韓一良在奏折中認為，將害民僅僅歸咎于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不公平的。因為朝廷給官員頒發(fā)的薪水很低，而做官時上下打點都需要錢，官員們?yōu)榱藗€人生活和前途必然形成制度性的集體腐敗。如果奏折的議論僅限于此，那么韓一良的觀點可算是當時朝廷的“理論創(chuàng)新”。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韓一良在奏折中舉了具體的例子，將上上下下都給得罪了。他說，州縣官員進京朝覲皇上，打點主管官員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最終都要從老百姓身上搜刮。韓一良又不無夸耀地說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超過500兩，他還說自己還算是不會交際的人，其他上躥下跳的官員的收入就更加可觀了。韓一良最后得出結(jié)論：要嚴懲少數(shù)罪大惡極的貪污受賄者，讓文武官員都知道貪污的后果，樹立廉潔愛民的意識。

我們不知道韓一良為什么要上這樣的奏折。也許他真的不會交際。然而朱由檢對這份奏折卻非常贊同，非常重視，幾乎是愛不釋手。

幾天后，朝廷專門召開一次廷議，就韓一良的奏折進行討論。朱由檢讓韓一良當著朝廷文武大臣的面，朗讀了自己的奏折。之后，他又命令大臣們互相傳閱奏折。平地一聲雷，就在大臣們細細品味奏折的時候，朱由檢當場決定破格提拔韓一良，任命其為右僉都御史。

朝廷上一二品的大員們的政治涵養(yǎng)顯然比韓一良這樣的中級官員要深得多，他們見過的風浪、闖過的波濤也比朱由檢要多得多。主管干部和組織工作的吏部尚書這時候出來發(fā)言了，他首先高度評價了韓一良的意見，認為非常有意義，接著就引申說韓一良奏折中指出的弊端需要立即處理，既然韓一良已經(jīng)指出來了，就請皇上命令他挑出官員們貪污腐敗的案例來，以便朝廷處理。

朱由檢一想，也對。韓一良既然指出了朝廷中貪污受賄的弊端，那他也一定能拿出具體的案例。所以，他當即命令新任的韓御史將朝廷中的蛀蟲抓出來。

韓一良一遇到實質(zhì)性的措施，就退縮了。他不敢得罪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員，面對朱由檢的命令，只能支吾著說自己所言都只是風聞，并沒有針對任何確切的貪污腐敗案件。

朱由檢沉下臉來，不由分說命令韓一良在五日內(nèi)奏明朝野的貪污腐敗官員。五天后，韓一良列舉了幾個魏忠賢的黨羽出來，說他們貪贓枉法。他希望拿已經(jīng)失勢的魏忠賢余黨說事，以痛打落水狗的方式不得罪在位的人。

韓一良的上奏大大低于朱由檢的期望，朱由檢責令韓一良當眾再次朗讀最初那份慷慨激昂的奏折。當韓一良讀到自己拒收賄賂500兩的時候，朱由檢厲聲打斷，追問500兩銀子到底是何人賄賂的？韓一良推說不記得了。朱由檢大怒，當即免去韓一良職務，關(guān)入監(jiān)牢。

韓一良的失敗其實是朱由檢本人的失敗。他們兩個都不懂得政治的深淺，不懂明王朝政治操作的實際。韓一良的失敗斷送了個人仕途，而朱由檢的莽撞和不切實際的個性卻將明王朝送入了悲慘的深淵。

崇禎時期的明朝財政已經(jīng)接近破產(chǎn)的邊緣，朱由檢為籌措白銀絞盡腦汁，宮中在萬歷年間儲藏了很多上等遼參，朱由檢下令在集市上出賣遼參，賣了數(shù)萬兩銀子補貼國庫。朱由檢開源的機會并不多，更多的是千方百計地節(jié)省朝廷開支。即位之初，朱由檢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明朝的驛站在傳遞信息、交通往來的同時也存在機構(gòu)臃腫、效率不高、過往官員吃拿卡要等弊端。朱由檢認為裁撤可以杜絕腐敗，同時節(jié)約開支。裁撤驛站，據(jù)統(tǒng)計每年可以節(jié)約開支30萬兩白銀，但卻造成了大批驛卒失業(yè)，生活無著，于是他們大多參加了農(nóng)民起義。后來打下北京的李自成就是崇禎初年被裁撤的驛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