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其他的一些貨幣政策措施卻沒有擊中目標。于是，那些"窩囊廢"們發(fā)現難以控制的英鎊M3是一個合適的目標，他們可以就此在晚餐會上大加嘲諷。但對于杰弗里和我來說，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要確定什么是最為精確的掌控貨幣供應量的措施是需要極高技巧的，同時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當然，我們從來都沒有只用貨幣量數字來衡量現實情況。我們還在觀察周圍的真實世界，而我們看到的情況與較高的英鎊M3數字所反映的問題之間也確實存在著差別。通貨膨脹的程度已經明顯減緩，特別是競爭激烈的商場中的商品價格。英鎊仍然非常堅挺，1980年下半年對美元的平均兌換比率稍低于2.4。這里的關鍵問題是，這種高匯率是否是使通貨膨脹降低的一個獨立因素，或者更是我們壓縮貨幣量的結果--貨幣量的緊縮程度比我們預計的和英鎊M3指示的程度都更大。

與我關系最為親密的一些顧問認為是后者起了作用。道格拉斯·黑格教授送給我一份文件，從兩個方面把我們的政策描述為"不對稱的、不平衡的、傾斜的"：首先，它們給私營部門施加的壓力要比公共部門的壓力大得多（我知道確實如此）；其次，它們把重點過多地放在了控制貨幣供應上，而放在控制公共部門借款需求上的又太少；結果造成利率過高。（在第二年里，我也認同了這一觀點。）1980年的夏天，我咨詢了阿蘭·沃爾特斯--他將在1981年初來到唐寧街10號成為我的經濟政策顧問，而我也將越來越依賴他的判斷。阿蘭認為貨幣供應量壓縮得太過頭了；他認為對"貨幣供應量"的最狹義的解釋（即所謂的貨幣基數）是最佳的、事實上也是唯一可靠的指針。當然，在1980年秋天，最狹義的貨幣供應量顯示出我們正在奉行非常嚴厲的貨幣政策。

如果此時我們的貨幣政策立場還存在不確定性，那么我們在公共開支方面就也不會有確定性，而當時的公共開支正在無情地膨脹。公共部門的工資是最糟糕的問題之一：我們收到的賬單在很大程度上是工黨政府失敗的收入政策的遺產，但是我們仍然不得不支付這些賬單；而且，它們還把我們未來的決算放在了一個更高的基礎之上。造成公共開支極度膨脹的另外一個罪魁禍首是我前文已經提到的國有化行業(yè)。當時，看著那些令人失望的公共開支的數字，我寫道："它們已經破壞了政府的公共開支的總體戰(zhàn)略。"但是，更糟糕的還在后頭。

9月份，杰弗里·豪寫給我一封便函，詳細闡述了他曾向內閣提出的關于公共開支的警告。為了滿足國有化企業(yè)，特別是英國鋼鐵公司在公共開支增長方面的需求以控制公共需求的總量，我們必須在7月份制定的計劃的基礎上更大幅度地削減其他項目上的開支。如果按照內閣希望的那樣更大程度地為國有化企業(yè)和解決就業(yè)問題提供資助，那么相應地就要更大幅度地削減其他的開支。我們在16個月內召開的第五次公共開支討論會上肯定會出現憤怒的抗議聲--事實確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