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我飛往蘇格蘭，要在蘇格蘭保守黨年會上致詞，這是我一直喜歡做的事。蘇格蘭保守黨的日子不太好過，而且想扭轉這種形勢也不太容易。與英格蘭的保守黨不同，他們一向屬于少數(shù)黨，常受到蘇格蘭媒體的強烈抨擊。但是，這種環(huán)境卻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一種熱情和戰(zhàn)斗精神，這讓我深為敬佩，也讓他們保持著一些熱心而又接受他們觀點的聽眾。雖然人數(shù)不多，但蘇格蘭保守黨中仍有一些領導人尋求建立一種下放的政府。這種觀點未來對聯(lián)合王國會產(chǎn)生什么的影響，這讓我們其余的人都深為懷疑。我重申了我們的決定，即打算廢止工黨的《蘇格蘭法案》；同時，我還暗示我們將發(fā)起所有黨派之間的對話，以使政府"更加貼近于人民"。如果這樣做，我們采取的方法將會是壓縮政府機構而不是設立新的政府機構。

然而，我在那次大會上還是有意向全國傳遞了一個讓人感到悲觀的信息。就在那一天，公布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0.1％，而且還將繼續(xù)上升。我提醒說：

通貨膨脹的惡魔還在糾纏著我們。我們上臺時通貨膨脹就已經(jīng)存在，而且還有繼續(xù)上漲的趨勢，因此要想恢復正常的貨幣和財政預期，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我們的措施要想見效，還要經(jīng)歷相當長的時間。我們不應當?shù)凸罃[在我們面前的這一任務的艱巨性。但是，如果沒有健全的貨幣，我們就很難取得什么成績。健全的貨幣是一個健全的政府的根基。

在未來的幾個月里，我們在經(jīng)濟和政治方面的困難不斷堆積，但誰也不能說沒有人警告過他們。

我們乘飛機回到了英國皇家空軍位于諾斯霍特的基地，然后駕車前往首相別墅。在那里，我度過了成為首相后的第一個周末。我想每一個在首相別墅里住時間長的人都會喜歡上這兒。從第一位住在這兒的首相大衛(wèi)·勞埃德·喬治開始，大家都認定首相不需要有自己的鄉(xiāng)間房產(chǎn)。因此，李勛爵把自己的鄉(xiāng)間別墅捐給國家作為首相別墅之用，簡直和《改革法案》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當我以首相的身份到達那里時，迎接我的是管理別墅的負責人維拉·托馬斯。她是一個識貨的人，別墅里每一件擦得很亮的家具、每一幅歷史性的圖畫、每一件锃亮的銀器她都非常喜愛。這座別墅是一幢伊利莎白時期的宅子，但在這些年里經(jīng)過了多次重建。宅子的核心是里面的大廳，它曾經(jīng)是一個庭院，在上世紀末的時候圍了起來，冬季里面會燃起柴火，每個房間都能聞到淡淡的木柴燃燒的煙味。

感謝1969至1974年間美國駐英大使沃爾特·安娜伯格的慷慨：他讓首相別墅有了個室內游泳池。但是，在我任職首相并在那里居住的那些年，游泳池只有夏天才能游泳。很快我就得知，加熱池子里的水每年要花費五千英鎊。省下這筆錢，我們就有更多的錢用來對這所宅子進行長期的、必要的維修。我在那兒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也許是清理掛在餐廳和大客廳里的伊麗莎白時期的鑲板了。擦去了好幾層的塵土和污垢之后，下面埋藏了多年的精美的鑲嵌工藝又重見天日了。

在大選獲勝十天之后，我們在首相別墅舉辦了一個周日午餐會，并且在那里度過了一個典型的、首相別墅式的周末。我的家人都來到了這里：丹尼斯、卡羅爾，還有馬克；基思·約瑟夫、杰弗里·豪和埃爾斯佩思·豪、皮姆一家和昆廷·黑爾什姆以及政府團隊也都來了。保守黨中央總部的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也來了--后者是保守黨的司庫，一直是最為有效的資金籌集人之一，也是我最密切、最忠誠的朋友之一。大衛(wèi)·沃爾夫森、布萊恩·卡特里奇（我的私人秘書）以及他們的妻子，還有我們的朋友約翰子爵和蒂爾尼女爵也都參加了午餐會。

我們仍然沉浸在慶祝大選勝利的情緒中，而且這里沒有唐寧街10號里那種正式的氣氛。我們已經(jīng)完成了最初的任務，新政府已經(jīng)順利上路。我們擁有同心協(xié)力的精神，但政府中的爭議和分歧也將不可避免地讓其遭受挫傷。這是一頓輕松而愉快的午餐，可能算是后來一位批評家所謂的"資產(chǎn)階級必勝論"的一個例子吧。

但我們也意識到前面的路還很長，正如我父親過去常說的那樣：

開始容易，但你能努力堅持下去嗎？

開始一項工作很容易，但要做到有始有終則困難得多。

當晚7點鐘，我和丹尼斯回到了倫敦，開始了我任職首相的充實的第二周。工作已經(jīng)積了一大堆，而公文箱還在不停地從首相別墅傳入傳出。我記得有一次聽到哈羅德·麥克米倫對一群急切的年輕議員說，再沒有人比瑪格麗特·撒切爾更急切了，首相們（沒有他們自己負責的部門）還有足夠的業(yè)余時間來讀書。他還舉出迪斯雷利和特羅洛普來作為例證。我有時候真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不是在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