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詩人（請原諒我未能記住他的名字）把詩歌在當代生活中的作用概括為“便條”。這是迄今為止我所聽到的關(guān)于現(xiàn)代詩歌最懂行最具發(fā)現(xiàn)性的說法，你可意會，我不能按照我個人的理解去闡釋它一個字。

便條的寫作。片言只語的寫作。不得不說的寫作--這是今天的（請不要杞人憂天地說這是“最后的”）詩歌寫作。

把自己的寫作當成一項偉大工程的開始（而不是書寫便條），設(shè)想自己是和屈原、李白、但丁、歌德、莎士比亞……一同開始，這是中文系大學生的幼稚病，是典型的文學青年式的業(yè)余寫作?？膳碌氖牵@種寫作在90年代以來蔓延在相當一部分（甚至很多被認為是“優(yōu)秀”的）中國詩人中間。

不是怕被讀者漠視--這完全是另一個話題。我只是有些擔心，中國的詩歌已被中國的文學藝術(shù)所拋棄。因此我暗藏一個小小的愿望，愿意以詩人的身份與同時代最優(yōu)秀的小說家、搖滾人、前衛(wèi)畫家、行為藝術(shù)家、實驗話劇和地下電影的導演……把東西擱在一起，比一比哪怕是最外在的一點小聰明呢！

臺灣詩人痖弦在評論另一位臺灣詩人商禽時說：“我覺得每一位作家都應(yīng)該是一個廣義的左派?！蔽页涍@句話是因為我認同這句話。但我拒絕抄錄他對這句話的論述。這句話不大能夠經(jīng)得住論述（世間很多很對的話都是如此），它本身很好地說出了我的一種感覺：關(guān)于一個作家的基本立場。

某年冬，住在上海的前四川詩人X來西安，他告訴我在上海時有一個假期他和詩人C去附近的一個人工島玩，一路上C背誦了我很多詩，讓他感到很驚奇。我聽了自然很高興，我記得C在一篇紀念海子的文章中寫過他只能背誦兩個人的兩首詩：海子的《打鐘》和柏樺的《瓊斯敦》。很巧，C在第二年的初夏也來了西安，是帶著一個女孩來的。我是接待者之一。我以為我們有話要說，但其實無話可說。在西安時，C只是和另一位做詩評的朋友L談起了我的詩，他說他很喜歡讀，但認為那不是詩。那我的“詩”是什么呢？是相聲段子嗎？像C這么雅的人能記住相聲段子嗎？我不認為他不誠實--但很可能他是最大的不誠實--一個不敢相信自己生命感覺而只相信文化觀念的人是最不誠實的人。詩人圈中多這樣的人。

我的語言是裸體的。別人說那是“反修辭”。

有兩種衛(wèi)道士，一種是社會意義上的，另一種在我們行業(yè)內(nèi)部，滿嘴“詩”、“這是詩”、“那不是詩”的那路貨色。

10年后，回母校朗誦。本來應(yīng)該是個節(jié)日。那么多有名有姓的詩人欣然前往，這在我們上學時的80年代也不曾有過。我當然知趣，懂得場合，準備讀兩首情詩了事，可沒架住幾位小師弟的一哄，他們鮮明地追求著伊沙式的生猛（北師大的傳統(tǒng)？），讓我不好意思不拿出點真東西。結(jié)果是我一讀詩，30余名女生和個別男生相繼摔門而去。雨夜，砰砰的摔門聲，女生們憤然而去的背影，詩歌構(gòu)成了一種傷害。一位別有用心的小詩人在報上發(fā)揮說，我欲“北伐”，結(jié)果“盤峰落馬”又“兵敗母?！?。他不知道那是我詩歌生涯的輝煌之夜--除了我，沒有人會有這樣的效果。母校，我從來就沒想著也永遠不會德高望眾地歸來！

風格善變的詩人要么天生具有戲子的品格（詩歌創(chuàng)作中最要命的一種“品格”），要么就是徹底的不成熟。龐德所說的“日日新”要慎解。

我似乎被公認為一個不講技術(shù)的詩人。這真是一件讓我經(jīng)常暗中偷樂的事情，就讓他們堅持這么認為好了！就讓他們永遠這么認為好了！我當然不會告訴任何一個人我是怎么在語感上做文章而讓他們讀來是如此舒服的，也不會說我進入一首詩的角度為什么這么與眾不同，更不會寫類似文章。我的技術(shù)不留痕跡，花招使在你看不見的地方，在這一點上我確實有點得意洋洋。

怎樣鑒定一個詩人的“段位”？我分以下幾個步驟進行：（1）看其代表作3首；（2）過了第一關(guān)的詩人我會去看他的一部詩集；（3）過了第二關(guān)的詩人我會去看他的所有詩集。如此下來，他屬幾段就一目了然。順帶說明，我也是這么鑒定并要求自己的。

語言的似是而非和感覺的移位（或錯位）會造成一種發(fā)飄的詩意，我要求（要求自己的每首詩）的是完全事實的詩意。在這一點上，我一點都不像個詩人，而像一名工程師。

詩是四兩撥千斤的事，有人理解反了還振振有辭。

有時候我會用看慣經(jīng)典的目光來審視自己的作品（像看別人的詩），這樣做的結(jié)果往往使我陷于一種不安的情緒中，幸虧我還清醒。在這種時刻心安理得的人真的是已經(jīng)寫出或者接近了經(jīng)典嗎？NO！那不過是仿寫所帶來的心安理得。我的態(tài)度是，永遠保持在經(jīng)典面前的惴惴不安（老子對不住您了），然后繼續(xù)向前去創(chuàng)造經(jīng)典。經(jīng)典產(chǎn)生的起點是反經(jīng)典，這是寫作于我最重要的知識。

“大師”如果只是寫作水平的標志誰又不想接受它呢？而一旦“大師”被賦予某種意義，那就變成了一種十分可憎的東西--比如，所謂“大師”好象一定得是傳統(tǒng)中人，他有一個“集大成者”的存在模式。照此理解，“大師”便成了一個坐收漁利的投機分子，運籌帷幄，城府頗深，十分可疑，他等著那些“先鋒”去探索去實驗，等待他們失敗、犧牲也等待他們的成果，然后由他來“綜合”、“整合”、“集大成”--天下有這樣的好事么？天下有這樣的大師么？這完全是讀者層面對所謂“大師”的理解（卻發(fā)生在詩人和研究者中間），我拒絕也唾棄這樣的“大師”。真正的大師在他的現(xiàn)在進行時，必須是“先鋒”，他“集”自己探索實驗的“大成”，后人看時才成為傳統(tǒng)。在對大師的理解的誤區(qū)中，我們總是把腐朽的東西指認為大師之作，據(jù)此，我只能這樣告訴自己：拒做“大師”，永遠“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