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難接受在自然界中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力存在——在這兩種力之外，后來科學家們又發(fā)現(xiàn)了另外兩種，原子間強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今天，物理學家們正在尋找更高級的理論：涵蓋每一個事物的理論，這一理論將能夠統(tǒng)一所有的力和所有的物質(zhì)。目前，弦理論——該理論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物理學家約翰·施瓦茨、艾德·維頓和戴維·格羅斯以及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的馬歇爾·格林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首先開始研究，是現(xiàn)在為止最接近這一理想的理論。

從一戰(zhàn)后開始，愛因斯坦逐漸對國際政治活動產(chǎn)生興趣。他跟瑪麗·居里、洛倫茲和其他知名知識分子一起加入新成立的國聯(lián)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該委員的宗旨是動員全世界的知識分子行動起來倡導世界和平。但他很快疏遠了國聯(lián)，認為這個組織并沒有“真誠的愿望”去努力達成其宗旨規(guī)定的目標，盡管他沒有公開譴責，但最終還是退出了委員會。一年以后，他改變了先前的主意再次加入該委員會，并定期參加委員會的會議一直到1930年，他再次永久地退出，再沒有回到其中。這次的退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愛因斯坦自由自在的個性并不適合委員會的工作，因為他更喜歡自己天馬行空、不受約束地獨自工作，并達成自我設定的目標。德國的經(jīng)濟困難和衰退還在繼續(xù)惡化，糟糕的經(jīng)濟狀況導致下層民眾生活困苦。尋求變革和社會福利的民意促進共產(chǎn)主義在德國東部實力日益增長，他們的變革主張在窮人當中特別受歡迎。猶太人，特別是來自東歐國家的新移民，一方面被認為搶走了德國人的飯碗、增加了他們的困苦，另一方面，一些德國人認為他們從東歐國家?guī)砹斯伯a(chǎn)主義禍害，因此他們的到來引起占人口多數(shù)的德國人對他們的雙重憎恨，反猶太主義情緒在德國更加普遍。

但是在這個時候，大部分德國人對愛因斯坦還是非常尊敬的。人們希望把他的大名和學識留在德國的大學中，即使愛因斯坦有時對他們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他甚至還與一些德國民族主義的團體進行交流，跟他們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他對所有的人都很親切，也很“民主”，他相信人們會對一個誠實的人表示敬意的，即使他們之間的觀點和看法不盡相同。這時愛因斯坦也還沒有對德國的民意失去信心。然而，1922年6月，兩個極端民族主義的法西斯分子刺殺了新任猶太裔德國外長沃爾特·拉瑟諾，他是愛因斯坦的朋友，被實力增長的納粹黨人指控與一個“猶太－共產(chǎn)主義陰謀”有關聯(lián)。正因為這一莫須有指控，拉瑟諾才慘遭德國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毒手。在那之后，愛因斯坦變得小心起來，他開始從任何政治爭議性話題中脫身而出，不再如先前那樣暢所欲言，對可能受到的人身安全的威脅開始警覺，也不再如先前那樣頻繁出現(xiàn)在公眾場合。他1922年7月16日給朋友莫里斯·索洛文的信中說：“自從對拉瑟諾令人痛恨的謀殺之后，在這每天都有很多令那些民族主義者歇斯底里的事。我自己也不斷被警告要小心安全，我已取消好些計劃中的演講，從官方場合‘消失’，盡管實際上我并沒有離開?！睆倪@時開始，他開始考慮辭去威廉皇帝學院和德國學術(shù)界的職位到別的地方去。

他希望離開柏林這個是非之地清靜一段。首先到來的機會是一次時間較長的海外旅行，它使得愛因斯坦暫時避免呆在國內(nèi)可能受到的傷害。愛因斯坦和愛爾莎應一家日本出版公司之邀出訪遠東和日本，還計劃在返回途中造訪巴勒斯坦、西班牙，并在法國作短暫停留。這家財大氣粗的出版公司為愛因斯坦提供慷慨的經(jīng)費，邀請他在日本作一系列講座。愛因斯坦后來寫了一篇文章《日本印象》發(fā)表在一家日本刊物上。愛因斯坦夫婦大約10月份離開德國前往法國的馬賽，并在那乘上一艘日本汽船開始六周的海上航程，終點為日本首都東京。途中，他們在新加坡、香港、斯里蘭卡和上海均作短暫停留，愛因斯坦隨身帶著一本旅行日記本，在途中堅持寫旅行日記，記述途經(jīng)國家新鮮有趣的風土人情和印象深刻的所見所聞。

在海上漫長的旅途中，愛因斯坦再次患上了胃病，隨船醫(yī)生給他提供了必要的治療。后來，在輪船經(jīng)過香港到上海的這段路線時，他獲得的消息毫無疑問讓他減輕了疾病給他帶來的痛苦：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結(jié)果獲得官方證實，并被正式宣布了?，F(xiàn)在，增加了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新頭銜，讓他在日本四個城市所作的一系列演講更加備受推崇，所到之處均獲得迎接國際名人一樣的熱烈隆重的歡迎。他對主人的熱情和諂媚奉承感覺很是舒服受用，并在觀光過程中對日本這個東方國度“精妙的民俗”以及其他新鮮事表現(xiàn)得興味盎然。1924年5月他給朋友貝索信中提到此次日本之行時說：“我第一次見到一個幸福而健康的社會，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完全融入其中?！痹谌毡靖淖詈蠊_行程中，愛因斯坦出人意外的舉動讓現(xiàn)場的日本聽眾欣喜若狂——他在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圣誕集會上為聽眾拉起小提琴，一展科學巨匠在音樂方面的天賦。幾天之后，1923年的元旦前幾天，他和愛爾莎離開這個遠東島國，開始奔赴中東的漫長旅程。

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帶著遠東之行的許多記憶，他們到達了中東的巴勒斯坦海岸。這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一直處于英國的委托統(tǒng)治之下。在這的所見所聞同樣給愛因斯坦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猶太勞工和農(nóng)民展現(xiàn)出他們高超的技藝。經(jīng)過與他們面對面地接觸和了解，愛因斯坦原先懷疑猶太人沒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祖國的疑問終于煙消云散，轉(zhuǎn)而成為猶太人祖國的熱切支持者。不過愛因斯坦也不是特別對猶太復國主義入迷，對那些墨守猶太傳統(tǒng)成規(guī)，整天將很多時間花在祈禱儀式上，還遵從各種繁雜古老傳統(tǒng)的猶太人，他還是覺得無法親近，也無意結(jié)交，往往采取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

到巴勒斯坦不久，愛因斯坦參加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開工奠基儀式。盡管他并不懂希伯來文，但在為大學開工所作即席發(fā)言中讀了生平第一句母族的語言希伯來文。然后又與其他出席儀式的猶太名人一起為校園的第一座建筑奠下第一塊基石。后來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他心目中猶太人祖國的構(gòu)想，顯然當時他并未考慮到任何“阿拉伯問題”，只是天真地設想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和諧生活在一起的美麗圖景。民族問題在他的“理想國”中不居主要地位，他認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在于衛(wèi)生條件、疾病和債務。他把未來的猶太人祖國看作是全世界猶太人的“精神家園”，不過心中依然存有疑問，很懷疑能否吸引全世界的猶太人到這個祖國安居。從巴勒斯坦回到德國，乃至日后到了美國，他繼續(xù)全力以赴幫助以色列的建國計劃，不過這是他惟一一次踏上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從那以后再也沒有回到那里，親眼看看自己和其他以色列先驅(qū)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

20年代末，當巴勒斯坦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反猶太騷亂以后，愛因斯坦這才開始對阿拉伯人和他們的權(quán)益問題給予關注，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與此同時，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表現(xiàn)也令他失望。宣布開建希伯來大學之后，該校辦學方向發(fā)生了變化，與當時為大學募捐時他所建議著重科學與醫(yī)學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馳。這種轉(zhuǎn)變的主要原因來自于美國捐贈者的壓力。因為希伯來大學大部分的經(jīng)費都來源于美國的猶太人，他們認為應該由他們來決定新學院的發(fā)展目標。愛因斯坦原先設想將大學建成為一流的教學和研究型大學，致力于最高級的科學水平，這一設想考慮到要滿足大量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需要。但是美國人更傾向于將這個大學建成一所師范院校，希望安排那些富裕的美國捐贈者到學校任教，根本沒有太大興趣大力吸引最高水平的學者加入大學。他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與學校的主事者的意見相左，感覺到校方領導很不得力，批評他們選一些“道德低下的人”來完成建校的目標。經(jīng)過與學校官員幾次爭執(zhí)，校方仍不愿意妥協(xié)，不同意改變大學用人的標準和未來規(guī)劃，愛因斯坦無奈之下默不作聲地辭去學校董事會和學術(shù)委員會的職務，從此不再參與希伯來大學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