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讓我非常高興的是，我的父母都看到了他們的女兒作為一名議員走進了威斯敏斯特宮——可以說他們是真地“看到”了，因為媒體上都刊登了我戴著一頂新帽子走在通往議會的路上的照片，多少有些奉承的意味。議會開會的前一天，我作為“１９２２年委員會”——所有保守黨的后座議員都屬于這個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參加了有關議長人選的討論，就在這個場合，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觸到了保守黨的議會黨團。在委員會的辦公室里有好幾百人，所以屋子顯得相對比較小，而且里面鬧哄哄的，還有人抽煙。雖然我只認識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我很快就鎮(zhèn)定下來。

剛開始的那些天，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議會的督導長會找每位新議員談一次話，告訴他們議會的規(guī)則和“督導”體制。關于如何與媒體打交道，老議員們也給了我一些有用的建議。他們還告訴我，不要只談外交和財政之類的大議題，最好再找一兩個不太熱門的話題，這樣才可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一個很實用的建議是為自己找一位“對手”，我立即就把來自利茲西區(qū)的工黨議員查里·帕內爾定為了“對手”。他以前住在達特福德的埃里斯，那兒是我原來的選區(qū)，那時我就認識他。他正是我所喜歡的那種很有幽默感但又很正派的工黨人士。

對于不熟悉的人來說，威斯敏斯特宮里面的走廊會把你繞得暈頭轉向，就好像進了迷宮一樣。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我才能比較容易地弄清楚里面的路。茶室、圖書館和主要的委員會辦公室都是我常去的地方。那兒還有幾間“女議員室”，是專門為二十五名女議員安排的，我在那兒還能找到一張可以用來工作的桌子。不管是因為氣味還是出于習慣，反正我不進吸煙室。我的秘書帕迪·維克托·史密斯效率極高，他與其他幾位秘書一起在一間大辦公室里有自己的辦公桌，我們就在那里處理選民的來信。然而，議會大廳本身仍是下院的中心，那個時代更是如此。我早就聽說過，在那兒呆上幾個小時的經歷在別處是無法找到的。財政和外交委員會的會議能讓人大長見識，而每周舉行一次的“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會議的氣氛要更加活躍一點。但是，對于一名議員來說，只有完全融入議會的氛圍，直到把它的程序排在第二位，而參加議會的辯論成為他的本能之時，他才能成為最受人尊敬的英國政界人士——“下院議員”（或者下院女議員）。

而我就是這么做的。我的座位早就被安排好了，在過道后面的第四排——三十一年之后，當我辭去首相職務后又再次坐回到了那個座位上。議會本身曾是——而且現(xiàn)在仍是——一個男性主導的地方。我發(fā)現(xiàn)，首先單從喧鬧的聲音大小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在大學里經常參加辯論，后來在大選競選活動中也經歷過提問時的喧鬧，以前也曾在議會的旁聽席上旁聽過會議，但即使有了這些經歷，議會中的喧鬧程度還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但是當我與一位同事談起此事時，他卻大笑著說：“你真應該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來聽一聽議會的會議！”不過，我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兒雖然以男性為主，但還并沒有發(fā)展到男性歧視的程度。不管是在工業(yè)界、律師界還是在保守黨的選區(qū)政治活動中，男人們時常以不同的方式讓我感受到作為婦女的弱小，但在下院中，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如果某些國務大臣們自認為高人一等并在其言談舉止中流露出這種想法的話，那么不幸就會降臨到他們的頭上。很快我就高興地發(fā)現(xiàn)，只要在某個問題上表現(xiàn)出真誠和邏輯性并把握住技巧，就能同時贏得議會里兩個黨派的尊敬，而淺薄和虛張聲勢很快就會暴露出來。也許每一代的年輕男女都會這么想，即那些他們認為的偉人在后來的許多年都具有其同代人所缺乏的才華。然而，如果現(xiàn)在要讓我在下院的后座議員中找到具有非凡經驗和才華的出類拔萃的人物，那我一定會陷入困境。不管是什么議題，議會里的兩黨幾乎都會有人就此提供大量的專門知識，以及明顯是憑直覺的觀點——而不管是前座還是后座議員都會十分尊敬地認真聆聽。

碰巧的是，在擔任議員的頭幾個月里，我很少有機會去輕松地體驗議會的氛圍。我和其他三百一十名議員一起參加了下院的抽簽，以決定誰將獲得提出“下院議員法案”權利。結果我驚喜地發(fā)現(xiàn)自己抽到了第二名，這可是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好運氣，就像是抽彩中了獎一樣：只有前幾名議員提出的“下院議員法案”才有機會成為法案。另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此法案的態(tài)度也非常關鍵。

我對所選的議題只有最為粗略的想法，但是現(xiàn)在只有一周時間讓我來做決定了，因為法案必須在１１月１１日之前提交給議會。很顯然，我必須選一個自己很感興趣的主題，同時它又應當在我非常熟悉的領域內。我甚至想贊同一個與對藐視法庭案件進行上訴有關的法案草案——議會督導員辦公室專為那些沒有什么準備的后座議員準備了一些可供選用的小法案，上面這個草案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這個草案好像太沒意思了，無法激起我的熱情，所以我要再考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