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會議在延安召開。陜甘寧邊區(qū)地方縣以上、部隊團以上的黨內負責干部300多人出席了會議，中央高級學習組和中央黨校的大部分領導干部也都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不但在開幕式和閉幕式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11月14日還參加了大會關于邊區(qū)歷史問題的討論，并且?guī)状卧谟懻撝胁逶挵l(fā)言。11月21日、23日，毛澤東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情況，在大會上講解了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還在會議期間親自組織收集、整理經(jīng)濟和財政方面的歷史的和現(xiàn)狀的材料，為會議寫了《經(jīng)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由賀龍在12月21日和29日向會議做了傳達。

會議期間，劉少奇就黨的歷史問題、任弼時就幾個問題的意見、林伯渠就簡政整改問題、賀龍就整財問題、譚政就整軍問題分別做了報告，朱德、陳云、彭真、葉劍英、吳玉章、徐特立也都在會上發(fā)表了講演。會議的最后兩天，由西北局書記高崗作大會總結。

這次近三個月的會議共分三個階段，主要解決了以下三個重大問題：

第一，總結了邊區(qū)黨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

會議于10月19日開幕后，21日即由陳正人報告整黨問題。在接下來的小組討論中，代表們紛紛要求用整風的精神來研究邊區(qū)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解決過去的爭論，達到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大會主席團接受了代表們的意見，從11月2日起，整黨問題的小組研究轉變?yōu)榇髸懻?。在長達十幾天的歷史問題大討論中，張秀山、習仲勛、馬文瑞、賈拓夫、閻紅彥、張邦英、劉景范、霍維德、王世泰、賀晉年等邊區(qū)老干部紛紛在大會上發(fā)言，他們用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來揭發(fā)和批判黨內“左”傾錯誤領導給革命事業(yè)帶來的危害。郭洪濤、朱理治、戴季英等執(zhí)行過錯誤路線的同志也在會上做了檢討。11月17日和18日，高崗代表西北局做了《邊區(qū)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長篇報告，實際上是代表中央對邊區(qū)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結論。

第二，檢討了抗戰(zhàn)以來邊區(qū)黨內存在的主要偏向。

從11月24日起，會議轉入第二階段，檢討抗戰(zhàn)以來邊區(qū)在思想上、政策上以及組織上存在的主要問題。高崗做了關于統(tǒng)一黨的領導問題的報告，林伯渠做了關于整頓政府的報告，陳正人做了關于整頓民眾團體的報告。與會代表結合這些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展開了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了某些黨員干部把黨和政、軍、民眾團體并列的觀點，明確了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有70多人在會上發(fā)言，普遍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為了實現(xiàn)黨的統(tǒng)一領導，會議在組織上作出四點決定：第一，邊區(qū)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tǒng)一于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領導；第二，更加緊密軍隊與地方的關系；第三，要克服黨政軍民各部門本身組織關系上存在的問題；第四，整頓黨的組織，重新登記黨員。

第三，明確了發(fā)展生產、發(fā)展教育是邊區(qū)黨今后的基本任務，而又以生產為第一。

大會的最后一個月主要研究當前的工作與任務，毛澤東為會議撰寫的《經(jīng)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書面報告為確定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建設的方針和任務指明了方向。代表們經(jīng)過充分討論，完全接受毛澤東書面報告中的指示，認為生產與教育是邊區(qū)當前的主要任務，而“生產更有決定性”。高崗在會議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等22位生產模范授獎，各獎毛澤東同志題字一幅；對三五九旅、延安縣政府及延安南區(qū)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貢獻的單位，各獎獎旗一面。

這次會議所討論解決的三個問題，對陜甘寧邊區(qū)的發(fā)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關于邊區(qū)黨的歷史問題的檢討，為延安整風的最后一個階段——高級干部再議黨內兩條路線斗爭，提供了難得的樣板。

1943年高崗在延安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了《關于高干會對邊區(qū)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決定》。該決定說：

關于陜甘寧邊區(qū)黨在中央未到達前內戰(zhàn)時期的歷史問題（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準1942年11月高干會檢討的基本精神及高崗同志對此問題所作的報告。并決定陜甘寧黨各級組織全體干部和黨員，應將高崗同志關于邊區(qū)黨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作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一，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高崗關于《邊區(qū)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三萬多字，分六個部分：

（一）陜西黨的建立到大革命時代；

（二）國共分家到九一八事變；

（三）反帝同盟軍成立到肅反事件以前；

（四）肅反事件；

（五）肅反事件以后；

（六）結論。

報告的前五個部分分階段回顧了西北黨的歷史發(fā)展，最后部分作出了關于邊區(qū)黨的歷史問題的五點結論：

（一）歷史上的爭論是路線的爭論

報告認為，從反帝同盟軍成立后整個創(chuàng)建紅軍與蘇區(qū)的時期，包括三條路線的斗爭：一條是以劉志丹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另一條是以黃子文等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三條則是從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三條路線的斗爭中，主要是正確路線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二者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是對立的。

首先，政治上，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他們不了解以下各點。

第一，不了解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這個國家里的革命，必須以武裝為主，以農村為主；第二，不了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強大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因此必須有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必須聯(lián)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階級和力量進行斗爭；第三，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與長期性，主張兩條道路的決戰(zhàn)，幻想革命一下子就在全國勝利；第四，不了解敵我力量的對比，否認客觀事實，認為革命力量已占絕對優(yōu)勢，主張爭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其次，在軍事上，在革命戰(zhàn)爭問題上，他們不了解以下各點。

第一，不了解游擊戰(zhàn)是發(fā)展革命戰(zhàn)爭、強大革命武裝的惟一正確的戰(zhàn)術；第二，不了解根據(jù)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山村；第三，不了解革命武裝的建立是與白軍兵變和土匪運動不可分開的。

再次，在各種社會政策上，也都是錯誤的。

第一，對農民土地問題的極左政策。如主張在肉體上消滅地主，給富農分壞田，侵犯中農利益等等；第二，完全不懂得同盟軍問題。不要任何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國民黨軍隊、民團、哥老會以及各種中上層分子，統(tǒng)統(tǒng)不許接觸聯(lián)絡與爭取合作；第三，不懂得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采取嚴厲打擊知識分子的政策；第四，對會門游民分子，不懂得爭取感化與轉變他們的必要，而采取消滅的政策；第五，執(zhí)行瘋狂的“肅反”政策；第六，不了解游擊運動中政權的特點，而要求這種政權要正規(guī)化；第七，對邊界工作不與中心區(qū)工作相區(qū)別，在邊界實行“左”的政策，造成嚴重的赤白對立；第八，對白區(qū)白軍工作方針，完全不懂得精干蔭蔽與積蓄力量，而空喊白軍嘩變與地方暴動。

最后，在組織上，在干部政策問題上，是完全不正派的。

實行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無條件地拉攏，反之則嚴厲打擊。

（二）“左”傾機會主義的來源

報告認為，陜甘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不是本地特有的現(xiàn)象，而是帶有全國性質的。其來源有兩個方面：

首先，政治上的來源：就是九一八事變后黨內的關門主義與“打倒一切”的錯誤政策，特別是北方會議的決議。

其次，組織上的來源：就是當時黨內的組織路線是有毛病的，是本本主義的干部政策，實行欽差大臣制度。

（三）革命家的品質

報告認為，過去的錯誤不單是路線問題，還有個人品質問題。由路線錯誤變?yōu)椤懊C反”的錯誤，其重要關鍵是人的關系，是朱理治、郭洪濤個人品質的惡劣所造成的。他們是一切從個人出發(fā)的個人主義的野心家和陰謀家。而劉志丹同志不但堅決執(zhí)行了正確的路線，而且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典型。他一貫堅持黨的立場，堅持黨的正確路線，與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不調和的斗爭。他把馬列主義的真理具體地運用于西北的斗爭中。我們應當把劉志丹同志作為我們前進的方向。

（四）思想斗爭問題

報告認為，這次高干會檢討歷史上的爭論，也是一場大的思想斗爭。思想斗爭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以錯誤路線反對正確路線，是借思想斗爭之名，達到打人之實；以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是通過思想斗爭，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目前黨內存在濃厚的自由主義，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斗爭，就不能克服這種自由主義，就會使黨逐漸腐蝕下去。

（五）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報告認為，歷史給了我們最深刻的教訓，就是必須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脫離了實際，他們的理論是教條主義的。而我們過去雖有實際經(jīng)驗，但缺少理論，還不善于把我們的經(jīng)驗上升為理論，以更好地抵制與克服錯誤路線。因此，凡有實際經(jīng)驗的老干部，必須努力學習理論；一切新的知識分子干部，則必須到實際工作中去取得經(jīng)驗，學會把自己與農民和槍桿子結合起來。

從高崗的報告內容可以看出，報告中關于“左”傾機會主義的表現(xiàn)、根源以及應當吸取的經(jīng)驗教訓等方面的論述，幾乎就是毛澤東在1941年“九月會議”后關于“左”傾機會主義相關內容論述的翻版，與后來所召開的政治局1943年“九月會議”上對“左”傾機會主義的論述也基本相同，甚至包括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詞，也都大同小異。這表明，高崗在這次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是經(jīng)中央審議后同意的。

正因為中央認為“朱理治、郭洪濤在陜北所執(zhí)行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遵義會議以前在黨內占統(tǒng)治地位的錯誤的政治路線的具體化”，才使這次會議成為在全黨徹底肅清“左”傾機會主義影響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