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雖然有其必然的軌跡，但很多環(huán)節(jié)尤其是一些非常關鍵的時刻，往往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串聯(lián)起來的。

如果說中央紅軍的到來挽救了高崗的性命是高崗的福氣，那還僅僅是從高崗個人的命運而言。實際上，陜北能夠成為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和紅軍改編抗日的“出發(fā)點”，從而成為中國革命的新起點，這才是中國人民的大福氣。

然而，這一歷史性的抉擇，竟然要感謝國民黨的一張報紙。

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的。

包括黨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紅軍總部、中央紅軍等在內的這樣一場“舉國”大搬家，實際上是一場沒有目的地的倉促大撤退。

轉移到哪里？何處去落腳？戰(zhàn)士們不知道，指揮員也不清楚，只能隨機處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惡戰(zhàn)，紅軍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多人，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不得不改變；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確定了去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戰(zhàn)略方針。但中央紅軍轉戰(zhàn)云貴川，歷盡艱險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張國燾卻反對北上建立川陜甘新蘇區(qū)的戰(zhàn)略方針，提出西進，向川康發(fā)展，而且張國燾竟然在與中央發(fā)生戰(zhàn)略分歧時采取了分裂行動。在此危急時刻，黨中央和毛澤東在對張國燾的錯誤行為進行批評教育的同時，果斷地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

北上，是個大的戰(zhàn)略方向。但是，北上到哪里？

陜甘邊與陜北有紅軍和根據地，黨中央是了解的。1933年底，中共陜西省委秘書長賈拓夫去江西瑞金參加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向黨中央詳細匯報了陜西紅軍和根據地的發(fā)展情況，會后，賈拓夫留在了中央蘇區(qū)，并隨同紅一方面軍一起長征。但是，與中央蘇區(qū)和鄂豫皖等大塊根據地比較起來，西北根據地的范圍和紅軍的力量都比較小，在其他的根據地都已經喪失的情況下，西北根據地是否還存在？由于當時中央與陜北沒有電臺聯(lián)系，陜北根據地與陜北紅軍的情況中共中央一無所知。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

一年來的艱苦征戰(zhàn)，經歷了無數次的驚濤駭浪，早已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處變不驚，遇險不亂。1935年9月17日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后，打開了北上的通道。19日，部隊來到了甘肅宕昌縣的哈達鋪。此時，先行到達的一軍團直屬偵察連在哈達鋪活捉了敵軍的一個少校副官，繳獲了幾馱書籍和報紙，發(fā)現其中的一張報紙上刊登有徐海東率紅軍和陜北劉志丹的紅軍會合的消息，并且有“匪區(qū)”略圖。

這真是久旱逢甘霖，來得太及時。當這張“聯(lián)絡圖”送到聶榮臻的手中時，他立即命令騎兵通訊員迅速把報紙送給毛澤東——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記下了這一歷史鏡頭，毛澤東看后高興地說：“好了！好了！我們快到陜北根據地了?！?月20日，黨中央在哈達鋪召開了全軍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中提出：紅軍“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

據楊成武在《長征記》中回憶，毛澤東還風趣地說：

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陜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

既有紅軍，并且還是兩支紅軍，又有根據地，這對于苦苦尋找落腳點的黨中央來說，真是天大的喜訊。會后，立即組建了由毛澤東任政委、彭德懷任司令員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向陜北挺進。9月27日，陜甘支隊到達甘肅省通渭縣榜羅鎮(zhèn)；10月19日，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今吳起縣城）。10月21日，中央紅軍在吳起鎮(zhèn)以西一舉將尾隨而來的馬鴻逵部及國民黨軍一個騎兵團全殲，并乘勝將后續(xù)的三個團擊潰，痛快淋漓地割掉了“尾巴”，勝利完成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長征。

在“切尾巴”戰(zhàn)斗的前一天，10月20日，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就在吳起鎮(zhèn)先后聽取了當地游擊隊負責人張明科和紅二十六軍騎兵團政委龔逢春的匯報，了解到了西北蘇區(qū)錯誤“肅反”的嚴重形勢，并立即派白區(qū)工作部部長賈拓夫以及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等人攜帶電臺，作為先遣隊去尋找陜北紅軍和劉志丹。

與賈拓夫同行的李維漢回憶說：

我們在甘泉下寺灣遇到了郭洪濤，得知陜北蘇區(qū)正在對紅二十六軍和原陜甘邊黨組織進行“肅反”，劉志丹等主要領導干部已被拘捕。在吳起鎮(zhèn)時，曾有同志向黨中央反映陜北“肅反”和劉志丹被捕的事，現在得到了證實。我們當即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等同志。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0頁。

錯誤嚴重，形勢危急，不容遲疑。接賈拓夫和李維漢電報后，毛澤東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給中央處理”。習仲勛：《紅日照陜甘》，《星火燎原》選編之四，第23頁。

然后，派中央紅軍保衛(wèi)局局長王首道攜帶電臺，代表黨中央前往瓦窯堡，接管“左”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衛(wèi)局，防止事態(tài)惡化。

黨中央和毛澤東對于西北錯誤“肅反”問題的處理是及時、果斷的，也是慎重、嚴肅的。11月2日，毛澤東來到下寺灣，3日，在下寺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聽取了中共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西北蘇區(qū)、西北紅軍、“肅反”及勞山、榆林橋戰(zhàn)役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李維漢、張云逸、王首道、郭洪濤為委員的黨務委員會，審查西北錯誤“肅反”事件。

同日，黨中央又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建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張聞天；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秦邦憲。會議還決定中央領導人分兩部分行動，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南下同紅十五軍團會合，迎戰(zhàn)第三次“圍剿”蘇區(qū)的敵人；張聞天等率領中央機關北上瓦窯堡。

黨中央對西北根據地的領導機構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撤銷中共陜甘晉省委，建立陜甘、陜北兩個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區(qū)。中共陜甘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李富春，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王生玉，機關駐地下寺灣；中共陜北省委書記郭洪濤，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馬明方，機關駐地瓦窯堡；中共關中特委書記賈拓夫，蘇維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書記楊和亭，蘇維埃政府主席喬鐘靈；中共三邊特委書記謝維?。ê笠蛑x維俊被叛匪殺害，特委未建立）。兩個省委和三個特區(qū)統(tǒng)歸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辦事處領導。

11月7日，張聞天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受到了當地機關干部、部隊和群眾的熱烈歡迎。下午，中央黨務委員會即下令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因西北錯誤“肅反”而被關押的100多人。

11月18日，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察陜北蘇區(qū)“肅反”中的問題，指出：

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

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中央黨務委員會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11月底，中央組織部召開平反大會，公布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王首道在會上代表黨務委員會宣布了劉志丹、高崗等受冤屈的同志是無罪的。

這份被李維漢稱為“也有缺點錯誤的”《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是這樣公布的：

過去陜甘晉省委領導反右傾取消主義斗爭與堅決肅清反革命右派的斗爭，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個別領導同志認為右派在邊區(qū)南區(qū)和紅二十六軍中，有很大的基礎，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肅反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

在這次會議上還宣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qū)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處分的決定》，指出：

陜北“肅反”錯誤的“主要責任，應由當時主持全部‘肅反’工作的戴季英（當時的保衛(wèi)局長）及在前方主持‘肅反’工作的聶洪鈞（當時的軍委主席）二同志負責之。戴季英同志在保衛(wèi)局工作上犯了許多嚴重錯誤，本應受到黨的最嚴重的處分，因顧及他長期參加國內戰(zhàn)爭，為黨工作很久，特決議從輕給予最后警告，對聶洪鈞同志給予嚴重警告?！?/p>

12月13日，毛澤東由前線回到了瓦窯堡，與周恩來等接見了劉志丹、高崗等蒙冤受屈的人員，給予他們親切的安慰與鼓勵。

這是高崗與毛澤東的第一次相見，背景是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來到了陜北，使高崗幸免于難。雖然此時西北根據地的代表還是劉志丹，西北黨的領導人還有朱理治、郭洪濤等人，毛澤東對高崗還未必有更深刻的印象。但是，對高崗而言，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沒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到來，他非常有可能在“左”傾分子的屠刀下命喪黃泉；沒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到來，他也很難在短短的幾年間就迅速成為黨在西北的最高領導人，更不可能在后來成為國家領導人之一。

因此，即使毛澤東當時對高崗印象不深，但高崗對毛澤東是非常感激的。

只是這種感激之情還需要時間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