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漢彌敦對我學術生涯的最重要影響，是發(fā)生在1948年起他擔任《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編輯的這段時間。首先，他寄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的書籍要我做評論，強迫我奉行他有關學習外國語言的建議；其次，他對我最初提交的論文，以容忍、了解以及鼓勵的態(tài)度來處理，而不是草率或是吹毛求疵地拒絕，因此不至摧毀我繼續(xù)努力的信心。漢彌敦是一位嚴格把關的編輯，在他審稿的那段時間，我每一篇刊出的文章，無一不是經過多次精心的修正與大幅刪改的程序，才算大功告成。如果沒有漢彌敦擔任編輯，我的寫作形式與風格將無法達到現在這么簡練的水準，而我踏出正統經濟學范圍之外的意愿，恐怕也早就被壓制得蕩然無存了。拜漢彌敦擔任編輯之賜，50年代中期之前，我已經有好幾篇夠分量的論文發(fā)表在案—這個數字足以讓我能夠以平靜而不是失望的態(tài)度，來接受偶爾被退稿的狀況。

先前我提到，弗里德曼在分析上的才華，對他所指導的學生產生了負面的效果。不過有一件事發(fā)生在我離開芝加哥沒多久的事，也許多少可以消除上述的負面效果，因為弗里德曼自己也在學問上受到挫折。一位不是那么有名的學者，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Florida）的費普斯（Cecil G. Phipps）發(fā)現弗里德曼某篇論文中有一處邏輯上的錯誤，隨即為文指出，弗里德曼也馬上很有風度地接受。直到今天，我都還沒告訴弗里德曼，這么一件單純的事情，卻對我的自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相對絕對的絕對

先前我已經提到，奈特愿意挑戰(zhàn)所有權威——包括知識的、道德的或科學的，從而間接地使視他為典范的人建立起自信心。但如果因而認定這種影響從哲學態(tài)度來看，是反對所有權威的虛無主義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Cum-Nihilism），將是極不周全的，也是絕對錯誤的。事實上，就是在這一點上，奈特直接教導我的哲學原則讓我受用了許多年，而且也應用到許多方面。這項原則，就是所謂的“相對絕對的絕對” （Relatively Absolute Absolute ），在這項觀念指導下，讓哲學性的思考能摒棄絕對主義（Absolutism）與相對主義（Relativism）兩個極端，而在兩者之間找到定位。

接受這樣的原則后，必然會一直面對兩種力量的沖突，一方是要求遵循權威與接受權威，而另一方則容許自由地思想與質問。奈特所表現出來挑戰(zhàn)所有權威的意愿，乃是隱含在他亦能承認傳統思想、方法與制度的智慧之中。他的智慧正告訴我：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審慎的做法應該是假設既有的權威的確有其合法性。相對絕對的絕對原則要我們在日常的行為中，遵守與接受既有的或傳統的權威標準，不管這些行為是個人的、科學的還是政治的；然而同時在另一個（更高）的意識層次上，我們要質疑所有這一切的標準，甚至要求改變。

有關我個人的研究與相對絕對的絕對原則的關聯，或者最佳的例證是見諸于政治互動中的后立憲（Postconstitutional）與立憲（Constitutional）層次的重要區(qū)別。說得更一般化，這兩者的差別在于，一是游戲規(guī)則已定，只須選擇戰(zhàn)術；一是要在幾組可替代的游戲規(guī)則之中擇一。如果是游戲規(guī)則確定、只選擇戰(zhàn)術的情況，參與者會視規(guī)則為相對絕對的絕對，為既存現實中部分的限制條件，不過同時間可以評估、修正與改變。我將奈特的原則擴充并應用到政治立憲——特別是類比于一般游戲規(guī)則與戰(zhàn)術的選擇，是受到我在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同事芬寧（Rutledge Vining）的鼓舞與激勵，他自己也深受奈特教誨的影響。

在1986年，我曾寫過一篇自傳型的文章，名為《勝過耕田》。這個標題直接借用自奈特，他是用來形容自己對學術生涯的態(tài)度。對我來說，這個標題相當傳神，同時也能表達個人對在學術界或在其他領域“就業(yè)”的比較性評估。這個標題也隱約指出，戰(zhàn)后嬰兒潮導致教育的急劇擴張，在此期間服務于學術界的我們實在幸運；過分幸運如果轉化成地租，其幅度之巨，確實超過任何夢想所及的程度。

令我驚訝的是，對這篇一般性的自傳式文章以《勝過耕田》為名是否恰當，竟然出現相當多建設性的批評。這些批評認為，這個標題似乎不夠正式，太不經意；對所描述的學術研究生涯而言，也過于輕率，因為畢竟從客觀或是外表來看，學術研究似乎包含中心思想與目的或意向。受到這次意外的邀請而撰寫第二篇個人自傳，也讓我有機會對這些批評做一些回應，同時也對個人成為經濟學者的發(fā)展歷程增添一些新的看法。

對自傳寫作的反思

我在1949年到1987年間所著的許多專著與報告，全都客觀地存在那里，可供任何人選擇來閱讀或詮釋。然而在這些文獻記錄中有著驚人的一貫性，恐怕任何一位功力深厚的傳記作家都沒有我認識得清楚。托利森（Robert Tollison）曾和我合力對自傳加以分析，我們認為，自傳作者所擁有的記錄，必然遠超過任何傳記作家所能掌握的。一個人的行為會產生客觀的記錄，但他同時也與主觀的記錄共存。作為一位自傳的作者，假如他將客觀的記錄無中生有地牽強附會，好讓自己一生的工作看來有前后一貫的目的，那就未免太沒有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