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這樣做是因為不得不這樣，否則它們就會面臨機構的解體。如果你想要組織或哪怕少數(shù)幾個人工作，你都必須施以管理。隨著組織發(fā)展壯大到幾百人、幾千人，你還得管理管理者，最終是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為了在一定的規(guī)模上生存，一個組織必須承擔所有這些管理的成本。組織存在許多抵消這類成本的方法--微軟使用營業(yè)額，軍隊使用稅收，教會使用捐助--但是它們無法避免這類成本。從某種程度上說，所有的機構都生活在某種矛盾之中：它們存在是為了利用群體的努力，但它們的某些資源又為了引導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們可以將此稱為"機構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為一個機構耗費資源以管理資源，在這些機構理論上的能力和實際上的能力之間存在一條溝，機構越龐大，產(chǎn)生的成本也越大。

我們自身與生俱來的群體行動天分與我們的新工具在此相遇。那些為創(chuàng)建群體提供簡單路徑的工具會導致新群體的誕生，這樣的群體越來越多，不僅數(shù)量遞增，而且種類多樣。在埃文所使用的工具中，我們已經(jīng)能夠看到這種影響--網(wǎng)頁用來同世界溝通，短信和電子郵件在他的讀者中傳來傳去。還有手機日益具備群發(fā)信息和圖片的功能，而不僅僅是指向一個接收人（傳統(tǒng)的電話使用模式正是如此）。

如果我們?nèi)绱松瞄L社會生活和共同工作，那么，這些工具會帶來什么好處？人類事務的革命是一件大事，很難歸因于一堆像電子郵件和手機之類雜七雜八的工具。電子郵件的確是好東西，但在事情的整體進程中，它又能占據(jù)多高的位置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定是："電子郵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東西，如果僅從其自身考慮的話。"奧妙在于，不能僅就電子郵件自身談論電子郵件。我們在丟失的手機這個故事中所看到的一切技術，包括手機和電腦、電子郵件和短信，還有網(wǎng)頁，都顯示著一個更大的轉變?，F(xiàn)在我們擁有了能夠靈活配合我們的社交能力的溝通工具，而且我們在見證充分利用這種轉變的嶄新的協(xié)調(diào)行動方式的崛起。這些溝通工具被賦予了許多名字，其實都是一個主題的變奏："社會性軟件"（social software）、"社會性媒體"（social media）、"社會性計算"(social computing)等等。雖然這些標簽之間存在差異，但核心理念都是一樣的：我們的能力在大幅增加，這種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與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所有這些能力都來自傳統(tǒng)機構和組織的框架之外。雖然上述的許多社會性工具是計算機科學家和高科技行業(yè)的員工首先采用的，但它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越出了學術界和企業(yè)圈。它們的影響將絕不僅僅限于找回丟失的手機，而是要廣泛得多，深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