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朵漁　　

寫出過《情人》的小說家杜拉斯曾說，“如果我不是一個作家，會是個妓女”。寫作把杜拉斯對肉體的瘋狂引導到對文字的施虐。在《情人》中，那個只有15歲的法國小女孩，與她的中國情人之間所發(fā)生的一切，讓我們這里的良民們看著眼暈。杜拉斯從不隱瞞自己身體的需求，她甚至說過：“如果一個女人一輩子只同一個男人做愛，那肯定是因為她不喜歡做愛?！薄　?/p>

從這封信，我自然地聯(lián)想到杜拉斯。一個從12歲就開始擁有了性幻想的女孩，一直到現(xiàn)在，23歲，還在為自己的處女膜擔心，那么，我們可以想象，在這黑暗的十年里，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欺騙自己的身體的呢？想想都有些可怕，由于傳統(tǒng)道德觀、社會倫理以及現(xiàn)實生存條件的影響和限制，我們中國人太對不起自己的身體了。我們把“墮落”“低級趣味”“淫蕩”等一些骯臟的詞匯用作對身體禁錮的牢籠，卻從不曾也不敢正視自己的身體和欲望。我們對身體的看法向來是隱喻式的，而不是直接的，生理性的?！　?/p>

一個古板的家庭難道不是一個社會現(xiàn)實的客觀反應？與男友接觸不可超出“親吻的范疇”，且親吻“必須閉著嘴”，天哪，這和社會對我們的某些要求何其相似！我想起古印度《愛欲經(jīng)》里關于親吻的描述（印度教認為，人的性活動和神的創(chuàng)世之舉相似，因此也是必要的、正常的甚至是神圣的），作者把親吻的部位、動作方式、作用等寫得一清二楚，作為一種“人生教材”而流傳。我們的圣人也曾說過“食色性也”之類的話，但只是掛在嘴邊，或在黑暗里，在才子佳人的后花園里，從來不曾成為陽光下的、最日常的東西。其實越是禁錮得厲害，越容易滋生不正常的性心理。英國最古板的維多利亞時代，也是英國色情文學的黃金時期；在我國的十年文革期間，各種色情的小冊子也以手抄的形式在暗中流傳。社會是如此，家庭更是一個個鮮活的細胞，一個古板暴戾的父親眼中，必然有一個反叛墮落的女兒。　　再回到“處女”這個詞上來。這是個生理學或醫(yī)學名詞，而不是社會學或倫理學名詞，在西方人眼中，這個詞沒有絲毫的隱喻成分。如果我們還拿“處女”一詞作為自己的道德底線，我認為這是很可笑的，像陰暗的修道院里的修女一樣，是很不健康的。其實，在西方，修女也瘋狂，這些，我們在《十日談》里見多了。因此我想說，我們應該為自己的道德選擇另外的底線，比如排隊、讓座、不闖紅燈等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公德，而對于我們的身體，我們要誠實相待，不要欺騙自己。我們在生活中常常會聽到這樣的“流言”，“別看某某某人模狗樣的，她跟誰誰誰有一腿”之類的，一個在社會上“人模狗樣”的人，肯定比不“人模狗樣”的要強；而“誰誰跟誰誰如何如何”之類的，就不是我們可以議論的了，這是別人的私密、權力。我們可以選擇被視為“墮落”，但要像一頭天使一樣，要分得清私密與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