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落”，這是知名社會學家鄭也夫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描述?！赌戏蕉际袌蟆房d了他與另一位學者應星商榷的文章《新父朽敗之由來》，在文章里他又一次提到了這個讓人其實有些麻木的刺激性詞匯。雖然是“商榷”文章，實際上這兩位學者的意見差別并不是太大，都痛感于知識階層的墮落，都在為中國學界的腐敗而憂心忡忡。差別在于，應星更多將火力對準著今天掌控話語權的學術領袖，對這群喝狼奶長大的父輩種種劣行展開了激烈批判，而鄭也夫則主張墮落的并不僅僅是哪一代人，更挑明了“用糖果塞住你嘴巴”的絕妙設計，設計之下，無數(shù)青年才俊志士仁人盡入彀中，整體墮落，也就自然而然。

這場談論中，我更認同鄭也夫先生。因為如果單純糾結于哪一代人應該承擔責任，一來未必符合事實，二來很容易遮蔽掉更為重要的東西。而且在我看來，被應星批評的知青一代學人，至少還擁有過20世紀80年代的美好時光，有過一段如饑似渴閱讀、思考的經(jīng)歷。與應星先生的觀點不同，我有一個不知道算不算悲觀的結論：學界中人，似乎是一代比一代更“成熟”。

但是在我看來，無論是鄭也夫先生還是應星先生，恐怕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說出來又能如何？似乎是要與他們的討論相呼應，兩條相關消息幾乎同時進入到公眾視野，2010年2月4日，《新京報》報道了北大法學院將要實行的績效工資分配方案，教師工資將按工作量分配，而工作量則與所謂學術成果掛鉤。與此同時，2010年2月7日，同樣是《新京報》的消息，2010年中國研究生數(shù)量將繼續(xù)膨脹，碩士研究生擴招5%，博士研究生擴招2.5%。

關于中國為什么出不來大師的問題在這些年成為社會關注熱點，批評中國高校與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整體墮落，評判大學體制官僚化造成的評價體系之扭曲和論文大躍進，批評中國大學擴招導致教學質(zhì)量下降，這些聲音不可謂不強烈，但是將最近發(fā)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結論，中國高等教育已經(jīng)到了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的地步。

為何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長平先生在評論毒奶粉卷土重來時說，輿論要發(fā)生作用，必須存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huán)境。當輿論根本就不被在乎，甚至輿論也自身難保，公義何可寄望？我覺得，這個判斷，不僅僅適用于毒奶粉事件，也適用于中國大學以及在這塊土地上發(fā)生的其他事情。

老師變成老板，教師或被迫或主動地大量制造論文垃圾，不斷擴招的學生更談不上獲得良好教育。這基本上是中國大學今天的現(xiàn)狀，而在一個封閉的體系里自我運作自我認可自我表彰則是中國大學越墮落，越膨脹的原因，這些似乎已經(jīng)成了社會某種共識。不過在基本游戲規(guī)則始終無法改變的情況下，究竟如何遏制這一不斷加速的下墜過程呢？也許，像秦暉先生、蕭翰先生那樣明曉并堅守價值立場，勇敢放棄“糖果”，倒不失為學術個體在這個時代有承擔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