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我不記得了。不過有可能，那時候檢查、檢討都當飯吃的，多得很。

我后來也被要求作檢查，聶元梓在監(jiān)獄里交代了我和她的所謂“關系”。但我拒絕了。后來知道，是我們家與聶元梓早年交往引起的事情。

聶元梓和我在延安的時候是中央黨校的同學，我們在同一個支部，她和我?-來的愛人楊惠文[2] 都是河南人，兩個人一塊在被窩里睡覺，一塊聊天。聶元梓是與?-來的丈夫在哈爾濱離婚后，調到北京來的。她在北京大學，離中關村的我家非常近。她常到我家來，那時她是獨身，在我家吃個飯，睡個覺，和我們聊聊是有的。

“文革”前夕，她也到我家里來過。但“文革”開始后，彼此的地位和處境發(fā)生巨大的變化和反差。她一下子成了中央的“文革”干將，全國的“文革”名人，我們則淪為了被打倒的“走資派”，關系越來越?-。我和楊惠文私下里也議論過，覺得學生造反尚可理解，一個老干部，這樣到處去出風頭，打倒這個，批判那個，都覺得她變化很大，很不以為然。她和我們之間的距離也?-大了。

“文革”結束后，特別是后來抓“三種人”的時候，有的人不止一次提出來要審查我和聶元梓的關系。據說聶元梓被抓起來后，寫了不少交待材料，其中提到與楊惠文和我的關系，怎樣說的，我至今不了解。有的同志就向組織反映，要求我到書記處會議上說清楚，頗有點要我交待的意思。我很反感，覺得又要整人了。

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我和市委書記賈庭三在旅館住在隔壁，賈庭三同志跟我說：“老白，你沒什么問題，但既然有人提你，是不是到書記處會上講一講？把事情講清楚?！蔽艺f：“不講也很清楚，沒必要講。”于是就沒有要我去書記處講。后來只派了一個書記找我談話，就是李立功同志，他后來調到山西去了。李立功同志和我談話的時候，市紀委辦公室主任在一旁作記錄，于是我就把怎么認識的、怎么的一個過程說了說。過了一個月，作記錄的這位辦公室主任問我：“老白，他們要留你的談話記錄，你說是就照你上次談的留，還是你要重新寫？”我說：“沒什么可寫的，你們看著辦吧。”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我們黨內很多人，被人斗過，也斗過人，一些人就養(yǎng)成了一種習慣，就是對運動、整風特別感興趣，一遇事就唯恐天下不亂。這不是因為整我才這樣說，而是這種整人思想給我們的國家?guī)砭薮髶p失，歷史的教訓應該總結，應該反思。

吳德和“四人幫”是有距離的

蘇：1978年，吳德走了，林乎加來了，您在參加了常委會擴大會議之前知道吳德要走，林乎加要來嗎？

白：不知道，林乎加來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常委都不知道他要來，還有就是林乎加來了以后，才出現(xiàn)吳德走不走的問題，調林乎加也很突然，從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京。

據吳德的書――《十年風雨紀事》回憶，他當時參加中央“文革”活動比較多，對市里面干部的事項、動態(tài)講的很少，說明吳德對北京的干部群眾工作做的不多。

在這里，我要說幾件我自己親歷的事情，說明吳德和“四人幫”是有距離的。

自1973年起，我在吳德的領導下工作了幾年。有人覺得吳德是和“四人幫”攪在一起的，但我認為他和“四人幫”之間還是保持著距離的。謝靜宜曾在市委常委會上正式傳達過，說毛主席讓她和?-青保持距離，吳德也是知道的。1976年，葉劍英和華國鋒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的絕密方案時，吳德都參加了。作為當時北京市的主要負責人，他不得不和?-青他們打交道。只是吳德同志比較謹慎，盡量不和他們發(fā)生沖突。從?-青參觀北京天文館一事就可看出來。

記不清是1973年還是1974年了，?-青突然對天文館產生了興趣。吳德作為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就得陪著她參觀。由于北京天文館屬北京科技局管，我也得陪著去[3] 。她連續(xù)三天晚上來天文館參觀，每次?-青來時，我就看吳德躲得遠遠的，很少和?-青說話。?-青自個兒“視察”，看看這個，摸摸那個。?-青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吳德陪著，我也得陪著 。有一天她看的時候，我坐在一邊就睡著了。?-青的警衛(wèi)把我叫醒了。警衛(wèi)說：首長在這兒參觀，你竟敢睡覺。那個年代，這可不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