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最令他難忘的是對妓女的改造。他小時候在廟會上常聽到一出描繪妓女悲慘命運的小曲《妓女告狀》。其中唱道：

初一呀十五啊，

廟門兒廟門兒哎唉!

牛頭哇，馬面哪，

兩邊兒兩邊排。

唿嚕啦一陣陰風啊，

闖進了一個女鬼來。

……

歌曲描繪妓女跪在閻王老爺跟前，哭訴她一生賣笑，受盡虐待，最后被折磨致死，妓院卻是“管抬不管埋”。透過這樣的催人淚下的歌曲，妓女的悲慘，妓院的荒淫丑惡，很早就給蕭乾留下深刻印象。因此50年代妓女改造，他是非常贊成和擁護的。

1949年冬天，開頭不動聲色。北京市市長一聲令下，警察與工作人員就把前門的八大胡同一下子包圍起來了。妓女最小的只有１３歲，最老的則有五十開外了。嫖客中竟有不少是干部，包括當時與蕭乾同一個大院的新華社的干部。妓女們進了學習班，最難改造的是高級妓女。蕭乾采訪了頭等妓女，也采訪了三四等的，更親歷了斗爭女惡霸黃宛氏等的場面。

像這樣將舊社會的病骸陳放到手術(shù)臺上，這樣對烏煙瘴氣的社會空氣作凈化，他很擁護，也很投入，認為挺干凈。此后的土改和“三反”，他也認為很有意義。參加“三反”，他是打虎隊副隊長，稀里嘩啦挖出了不少大老虎。當時的蕭乾是全身心地投入，勤勤懇懇地工作。他意識到在改造自己的同時，也是在“為這個東亞病夫擠膿、剜瘡、清除積垢”，他難以平抑心頭的那份激動。

他謳歌新的生活，新的時代，新的北京，擁抱新的社會，貪婪地呼吸新的空氣：(蕭乾：《我驕傲作毛澤東時代的北京人》，寫于1951年９月９日，發(fā)表于《新觀察》，引自《蕭乾全集》,第３卷（特寫·雜文卷），第２４２頁。)

北京變了，變得使這兩年沒回來的人不認得了。城樓沒搬家，金鰲玉棟的大石橋也還是那么陡。但是北京從骨髓里變了。由大家伙兒伺候幾個人的北京，變成大家伙兒當家作主的北京了。由面向過去，靠名勝古跡糊口的北京，變成面向未來，創(chuàng)造幸福繁榮的指揮臺……

封建的毒瘤挖出去后，北京的脈絡(luò)活了。于是，北京那滿是皺紋的臉也就豐潤了起來。

作這樣的甜美的頌揚，當然與他理解到的“解放”的新含義有關(guān)，與他衷心擁護并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有關(guān)。

然而，身份上的忘我，心理上的從眾，行為上的參與，文字上的感懷，以及主觀上的報效祖國的意愿，雖說也能使蕭乾感到些許安心、撫慰甚至愜意，但這一切，卻最終未能讓他在參與現(xiàn)實斗爭、努力工作中徹底解脫出來，失掉自己原有的角色位置和身份標志。在新陣營中獲取角色，則更為困難。知識分子，這個當時并不“香”的招牌，始終掛在他以及與之同命運的人們的脖子上。

假使說，在他在《人民中國》當人民的吹鼓手的那幾年這個體會與感受還不深的話，那么，1953年年初他調(diào)入中國作協(xié)，住到大醬園子宿舍之后，就很有些不一樣了。

這個大醬園子，原是所既有門市又有作坊的大房子。它的門面不大，可里邊很深，有三進，作協(xié)買的時候，房主還提出，要買得連同院里三百多口腌菜漚醬的壇子一起買下來。條件挺古怪的。

蕭乾一住進這座大醬園子，就多少有些懊悔不該住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