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1949年站在生命的大十字路口，不留香港，不去劍橋，毅然選擇回來落戶，為自己也為家人選擇了以后的路，但他顯然對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做文章缺乏足夠的思想與心理準備。

第二，他留學劍橋，去國7年，與“帝國主義”的西方資產(chǎn)階級世界有著割不斷、理不清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而這，需要堅決剪除，徹底告別，洗心革面，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他因為說了“稱公稱老”的話而開罪的大權威放出的眩目光彩，使他每每難忘被斥為“反動文藝”的那帶顏色的揭不去的傷疤；撫摸仍在隱隱作痛的創(chuàng)痕，他不免懊惱不已，心煩意亂。

第四，與那些去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區(qū)的知識分子(其中不少是他的朋友)相比，他未免自慚形穢。那些從延安來的知識分子，早就經(jīng)驗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蛻變，已然被大眾所化，融合在大眾中間，成為大眾的一員，不再稱大眾為“他們”，而驕傲地和他們一起稱“我們”；不只懂得大眾的生活習慣，熟知大眾的語言，更周身浸透大眾的情緒、情感、思想。他們住過窯洞，喝過延河水，領略過民族戰(zhàn)爭最前線的慘烈與壯觀。他們的思想不再矛盾，而有的是驕傲自豪。蕭乾后來曾說，1949年后，來自老區(qū)的干部喜歡說：“進城之后”；一聽，就知道是解放區(qū)來的。所有這些，不能不使蕭乾這樣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由國統(tǒng)區(qū)來的知識分子如巴金、沈從文、胡風，等等，在當時感到自己卑微、渺小、矮人三分，心中生出隱在的痛苦、愧慚與自卑。這種無法驅除的自卑情結，在不斷的社會與心理壓力之下，便最終演變?yōu)橹袊R分子的原罪意識。

這樣的歷史情境與心態(tài)，使得原本抱著五顏六色幻想的知識分子終于清醒地認識到，除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接受改造、放棄并改變自己的固有觀點與思想行為慣性而外，沒有別的出路。于是，一方面，他們誠惶誠恐地清理、批判自己的思想，最嚴厲地否定自己的過去，即便再疼再痛甚而不近常情，也在所不惜(就像前面述及的蕭乾之《試論買辦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匆忙而又虔誠地表達自己的懺悔自新的決心之后，努力與延安來的知識分子實現(xiàn)全面認同，接觸社會，趨近現(xiàn)實，深入農(nóng)村，認識階級，熱烈擁抱并歌頌解放了的新中國。

蕭乾在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是編英文版《人民中國》。在這最初的4年里，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做人民的吹鼓手，向國外讀者宣傳中國人民的翻身，讓世界了解中國。他采寫過乞丐、舊警察以及僧尼的改造成績。在柏林寺，他聽過巨贊法師大講社會發(fā)展史，還結識了一位來自山東黃縣的年輕尼姑。她偷偷地給他看過自己５年來的日記。還俗后，她被分配到內(nèi)蒙一家銀行去當出納員，此后還和他繼續(xù)通了不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