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進入白宮就快馬加鞭地投入了工作，處理各種各樣諸如稅收政策、少數(shù)民族和小企業(yè)以及最低工資之類的問題。我直接聽命于盧?恩格曼（LewEngman），一位聰明的律師和偉大的導師。當他于1972年大選之后離開白宮去掌管聯(lián)邦貿易委員會后，我接替了他的位置――那是我事業(yè)上的一大進步。

1973年初，我成為了與財政部的聯(lián)絡官，當時的財政部長是喬治·舒爾茨（GeorgeShultz）。接下來，水門事件的沖擊撲面而來。我與埃利西曼合作得很好。他是一個很有感染力也很執(zhí)著的人，對政策問題非常關心。他也給過我很好的建議。我記得他曾對我說過，重要的不光是去做正確的事情，你還要讓人感覺到你在做正確的事情。

埃利西曼曾告誡我小心提防白宮中的某些人，特別是查克·科爾森（ChuckColson），總統(tǒng)的特別顧問。

“尼克松是個非常復雜的家伙，”埃利西曼在1972年大選之前曾這樣說，“他有自由主義的一面，萊恩?加門特（LenGarment）就是代表。他也有理性的一面，看看亨利?基辛格就知道了?！钡?，他繼續(xù)說，尼克松也是一個疑心重重的人。“他參加過的選舉沒有一次省心的。他認為1960年的總統(tǒng)寶座是肯尼迪從他這里偷走的，他還認為1968年的大選如果再延長幾天，他就不會贏。所以說，他非得在腳腕上綁上一支手槍才會去參選，而這支手槍，就是查克?科爾森?！?/p>

當然，埃利西曼最終令我大失所望。他因作偽證、串謀和妨礙司法公正而入獄，科爾森也被判妨礙司法公正?？粗粋€人在一夜之間從人中龍鳳淪落為階下囚，我得到了一個終生的教訓：永遠也不要被一個人的頭銜或是職權嚇倒。后來我經(jīng)常告誡年輕人，永遠不要僅僅因為老板的命令就去做一件他們明知道是錯誤的事情。

我與尼克松接觸不多，但在少有的接觸中，我們相處得很融洽。他喜愛運動，喜歡與年輕人共事。我那時候偶爾會因為急于表達我的觀點而打斷他的話，但他從不生氣。

當我在1973年12月作好了離職的準備，總統(tǒng)讓我去見他。我走進橢圓形辦公室，與尼克松簡短地聊了一會兒。此前我曾提出一項旨在提高教育質量的建議：取消城市中心區(qū)和其他破敗地區(qū)的物業(yè)稅，用一種增值稅取而代之，特別是國家銷售稅，然后用這部分資金來建立一種教育券系統(tǒng)?！拔蚁敫阏f說增值稅的事，”尼克松說，“我喜歡這個主意。我之所以沒有采納它，是因為自由主義分子們會抱怨說它是一種遞減稅，它確實是。但如果他們真的碰過它，他們就會喜歡得再也不肯放它走，因為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帶來那么多的錢，滿足所有那些偉大社會（GreatSociety）工程的需要?！?/p>

水門事件的余波為我尋找新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時間。我選擇了高盛，因為我想在中西部地區(qū)發(fā)展，而且投資銀行讓我有機會在同一時間接觸各種各樣不同的項目。高盛在芝加哥很強勢，他們的人也令我印象深刻：芝加哥高級合伙人吉姆·戈特（JimGorter），紐約年輕的合伙人鮑勃?魯賓，還有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Friedman）。我在政府的工作經(jīng)歷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你跟什么樣的人一起工作跟你做的是什么樣的工作同樣重要。

那時候的高盛還沒有到達它的巔峰時期。它不是頂尖的承銷商或并購顧問，與后來的高盛相去甚遠。實際上，它的項目寥寥無幾。我先是在紐約接受了一年的培訓，然后被派到了一個所謂的投資銀行服務部門：我們就是一幫無所不為的多面手，研究各個金融領域，負責客戶關系管理。

那一年過后，溫迪和我搬到了巴靈頓，買下了我父親15英畝土地中的5英畝。然后我們各自向父母借了一筆錢，造了一棟我們到現(xiàn)在還稱之為家的房子。那是一棟樸素的房子，位于一片林地的邊緣，那片林子坐落在一個山頭上，俯瞰著一片青草綠地。我用一臺電鋸開辟出了一條車道，建起了護墻，敲碎巨石蓋起了我們的壁爐。頗有機械天分的溫迪親手安裝了中央真空吸塵系統(tǒng)，還為孩子們建了一個大大的游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