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最詳細最清楚的是教國文的老師?？偣灿兴奈?，一律是上海灘上的作家。當時流行的想法是，只要是作家，就必然能教國文。因此，我覺得，當時對國文這一學科的目的和作用，是并不清楚的。只要能寫出好文章，目的就算是達到了。北園高中也有同樣的情況，唯一的區(qū)別只在于，那里的教員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學生作文是用文言文。國民黨一進城，就仿佛是換了一個世界，文言文變?yōu)榘自捨摹?/p>

我們班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從上海來的作家，年紀很輕，個子不高，但渾身充滿了活力。上課時不記得他選過什么課文。他經(jīng)常是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現(xiàn)代文藝的使命”。所謂現(xiàn)代文藝，也叫普羅文學，就是無產(chǎn)階級文學。其使命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市場上流行著幾本普羅文學理論的譯文，作者叫弗理契，大概是蘇聯(lián)人，原文為俄文，由日譯本轉譯為漢文，佶屈聱牙，難以看懂。原因大概是，日本人本來就沒有完全看懂俄文，再由日文轉譯為漢文，當然就驢唇不對馬嘴，被人稱之為天書了。估計胡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普羅文學的理論，也不出這幾本書。我相信，沒有一個學生能聽懂的。但這并沒有減低我們的熱情。我們知道的第一個是革命，第二個是革命，第三個仍然是革命，這就足夠了。胡老師把他的夫人丁玲從上海接到濟南暫住。丁玲當時正在走紅，紅得發(fā)紫。中學生大都是追星族。見到了丁玲，我們興奮得難以形容了。但是，國民黨當局焉能容忍有人在自己鼻子底下革命，于是下令通緝胡也頻。胡老師逃到了上海去，一年多以后就給國民黨殺害了。

接替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筆名冬芬，北大英文系畢業(yè)，譯有《爭自由的波浪》一書，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的一封長信，現(xiàn)保存于《魯迅全集》中。董老師的教學風格同胡老師完全不同。他不講什么現(xiàn)代文藝，不講什么革命，而是老老實實地教書。他選用了日本廚川白村著、魯迅譯的《苦悶的象征》作教材，仔細分析講授。作文不出題目，而是在黑板上大寫四個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你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有一次，我竟用這四個字為題目寫了一篇作文。董老師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

高中國文教員，除了董秋芳先生之外，還有幾位。一位是董每戡先生，一位是夏萊蒂，都是從上海來的小有名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我并沒有讀過。董每戡在濟南一家報紙上辦過一個文學副刊。二十多年以后，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消息，他在廣州的某一所大學里當了教授。

除了上述幾位教員以外，我一個教員的名字都回憶不起來了。按高中的規(guī)模至少應該有幾十位教員的。起碼教英文的教員應該有四五位的，我們這一班也必然有英文教員，這同我的關系至為密切，因為我在全校學生中英文水平是佼佼者，可是我現(xiàn)在無論怎樣向記憶里去挖掘，卻是連教我們英文的教員都想不起來了。我覺得，這真是一件怪事。

我的學習和生活

榮譽感繼續(xù)作美

我在上面回憶北園高中時，曾用過“虛榮心”這個詞兒。到現(xiàn)在時間過了不久，我卻覺得使用這個詞兒，是不準確的，應改為“榮譽感”。

懂漢語的人，只從語感上就能體會出這兩個詞兒的不同。所謂“虛榮心”是指羨慕高官厚祿，大名盛譽，男人夢想“紅袖添香夜讀書”，女人夢想白馬王子，最后踞坐在萬人之上，眾人則跼蹐自己腳下。走正路達不到，則走歪路，甚至弄虛作假，吹拍并舉。這就是虛榮心的表現(xiàn)，害己又害人，沒有一點好處。榮譽感則另是一碼事。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做出了成績，有關人士予以表彰，給以榮譽。這種榮譽不是營求得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這同虛榮心有質的不同。我在北園高中受到王狀元的表彰，應該屬于這一個范疇，使用“虛榮心”這一個詞兒，是不恰當?shù)摹Ｌ摌s心只能作祟，榮譽感才能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