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者進行他的廣泛研究時發(fā)現(xiàn)他所搜集到的各種文明大多數(shù)顯然已經(jīng)是死亡了的時候，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推論：死亡確是每個文明所面對著的一種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隸屬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對每一個文明都不能萬歲的看法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了解了我在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現(xiàn)在再來看中國文化，我們的眼光就比以前開闊多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影響，這是我們的驕傲，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湯因比對此也有所論述，他對中國過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評價。但是，到了后來，我們?yōu)槭裁春鋈徊恍辛四?為什么現(xiàn)在竟會出現(xiàn)這樣崇洋媚外的思想呢?為什么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們呢?我覺得，在這里，我們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歷史的眼光。我們自己應(yīng)該避免兩個極端：一不能躺在光榮的歷史上，成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況，成為今天的賈桂。西方人應(yīng)該力避一個極端，認為中國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行，自己是天之驕子，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會永遠如此。

那么，我們應(yīng)該怎么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于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xiàn)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十六七世紀以后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fā)。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于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guān)于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六版，第五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中國經(jīng)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jīng)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如果中國經(jīng)籍西傳，首當其沖的理所當然地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jīng)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于廣州及印度果阿?！墩撜Z》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滴醵?1681年)，比教士柏應(yīng)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發(fā)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滴醵?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滴跷迨?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wèi)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jīng)》、《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wèi)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jīng)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2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xiàn)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jīng)》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jīng)》，劉應(yīng)譯《禮記》的一部分?？滴跄┠?，馬若瑟節(jié)譯《書經(jīng)》、《詩經(jīng)》?？滴跛氖?1707年)，馬若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制《皇朝一統(tǒng)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圣澤有《道德經(jīng)評注》，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jīng)》。赫蒼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jīng)》。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xù)進行。宋君榮所譯之《書經(jīng)》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于巴黎。他還研究中國經(jīng)籍之訓(xùn)詁問題。孫璋為后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中最精通漢學者。他所譯拉丁文《詩經(jīng)》附有注解。他又譯有《禮記》，稿成未刊。蔣友仁制作圓明園中的噴水池，為人所艷稱。他又深通漢籍，用拉丁文譯有《書經(jīng)》、《孟子》等書。乾隆時有一個叫錢德明的人，精通滿漢文，譯有《盛京賦》，并研究我國古樂及石鼓文等，他是西人中最早研究我國苗族及兵學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著《華民古遠考》，列舉《易經(jīng)》、《詩經(jīng)》、《書經(jīng)》、《春秋》及《史記》為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在北京刊印《孔子傳》，為錢氏著作中之最佳者。此外，他還有《孔門弟子傳略》，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或次年刊于北京。韓國英譯有《大學》及《中庸》，又著有《記中國人之孝道》。韓氏可能是19世紀前西人研究我國經(jīng)籍的最后一人。他的本行是生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