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我這個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里才痛快，我對于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兩派的信徒，特別是學生，采用了車輪戰(zhàn)術來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么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確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我現(xiàn)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后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O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不客氣的就直截了當?shù)貙ξ姨岢鼍妫骸爱斝哪愕哪X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我發(fā)現(xiàn)，我現(xiàn)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我有點不耐煩了。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我決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這個舉動有雙重性。好處是，它給我的內心帶來了寧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壞處是，它給我?guī)砹藧盒园l(fā)作的派性。派性我本來就有的。但過去必需加以隱蔽?，F(xiàn)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著躲躲閃閃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fā)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幸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產黨不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甘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xiàn)行反革命。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xiàn)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xiàn)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余裕。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懷著這種僥幸心理，在走鋼絲，隨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我心里像揣著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時，流言極多。一會說要揪我了；一會又說要抄我的家了。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在我的日記里，我?guī)缀趺恳恢芏家獙懮弦痪洌骸氨╋L雨在我頭上盤旋?！边@暴風雨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甚。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