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松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墒菑?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松了。盡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大無比的風暴所席卷，我頭上卻暫時還是晴天。在經(jīng)過了第一陣艱險的風暴以后，我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心里異常喜悅，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guān)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后，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復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yōu)楸徽?，而被整者也可以變?yōu)檎苏摺Ｓ械脑谶@次運動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運動，地位正倒轉(zhuǎn)過來。人們的地位千變?nèi)f化，簡直像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令人眼花繚亂，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當然非常關(guān)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談到的帽子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地位問題。我的地位長期懸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臥不寧。后來我逐漸發(fā)現(xiàn)，自己還沒有被劃歸敵我矛盾。有這一點，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著人民的招牌，逍遙起來了。要知道，在當時，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nèi)部矛盾之間，在人民與所謂“反革命分子”之間，橫著一條其寬無比其深無比的鴻溝。如果處在鴻溝這一邊，在人民的這一邊，許多事情都很好辦，即使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這都算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必須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決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zhuǎn)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xiàn)行反革命，遭到批斗。

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zhì)的矛盾，這個權(quán)力掌握在誰手里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時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獄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來是東語系的系主任。這時當然已經(jīng)不再是了。是免職?是撤職?誰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著搞清楚?！案锩鼰o罪，造反有理”，這就是當時的行動方針。至于什么叫“革命”，什么又叫“造反”?也沒有人去追問。連堂堂的國家主席，也不用經(jīng)過任何法律就能夠拉出來批斗。我這個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于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