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里是搞階級斗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斗爭，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斗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里想到，在我們在這里搞階級斗爭的同時，全國范圍內已經涌起了一場階級斗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1966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xiàn)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于陸續(xù)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消息，從外面?zhèn)鬟M來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風驟雨前濃云密布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么，我們心里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fā)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里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斗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huán)境里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

此時城里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里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里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xiàn)了打人的現(xiàn)象。據(jù)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剎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5月25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里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挨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guī)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6月1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臺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么人的贊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么“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么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并沒有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消息不斷地陸陸續(xù)續(xù)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干擾，我們實在是不了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