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于梵文，我在國內(nèi)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nèi)沒有人教梵文，所以愿望沒有能實現(xiàn)。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范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么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jīng)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于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只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于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fā)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后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fā)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于又變了。我現(xiàn)在仍然發(fā)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fā)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于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xiàn)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tǒng)。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zhuǎn)譯本《卡里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創(chuàng)建者本發(fā)伊（TBenfey）就曾在這里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 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guī)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jù)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1936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4月 2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當年大數(shù)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fā)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里，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里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面。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里希?呂德斯 (Heinrich Lüders)的學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雖然年輕，已經(jīng)在世界梵文學界頗有名聲?？墒沁x梵文課的卻只有我一個學生，而且還是外國人。雖然只有一個學生，他仍然認真嚴肅地講課，一直講到四點才下課。這就是我梵文學習的開始。研究所有一個小圖書館，冊數(shù)不到一萬，然而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是應有盡有。最珍貴的是奧爾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冊的德國和世界各國梵文學者寄給他的論文匯集，分門別類，裝訂成冊，大小不等，語言各異。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齊全的，因為有的雜志非常冷僻，到大圖書館都不一定能查到。在臨街的一面墻上，在鏡框里貼著德國梵文學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從中可見德國梵學之盛。這是德國學術界十分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從此就天天到這個研究所來。

我從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