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30年代，我到了德國，漢學家不說漢語的情況并沒有改變。哈隆教授決非例外。一直到比他再晚一代的年輕的漢學家，情況才開始改變。二戰(zhàn)結束，到中國來去方便，年輕的漢學家便成群結隊地來到了中國，從此歐洲漢學家不會講漢語的情況便永遠成為歷史了。

我初到哥廷根時，中國留學生只有幾個人，都是學理工的，對漢學不感興趣。此時章士釗的妻子吳弱男(曾擔任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正帶著三個兒子游學歐洲，只有次子章用留在哥廷根學習數(shù)學。他從幼年起就飽讀詩書，能作詩。我們一見面，談得非常痛快，他認為我是空谷足音。他母親說，他平常不同中國留學生來往，認識我了以后，仿佛變了一個人，經(jīng)常找我來閑聊，彼此如坐春風。章用同哈隆關系不太好。章曾幫助哈隆寫過幾封致北京一些舊書店買書的信。1935年深秋，我到了哥廷根，領我去見哈隆的記得就是章用。我同哈隆一見如故。對于哈隆教授這一代的歐洲漢學家，我有自己的實事求是的看法，他們的優(yōu)缺點，我雖然不敢說是了如指掌，但是八九不離十。我們中國人首先應當尊敬他們，是他們把我國的文化傳入歐美的，是他們在努力加強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們有了困難，幫助他們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小看他們，不尊重他們。

哈隆教授，除了自己進行研究工作以外，他最大的成績就是努力創(chuàng)造了一個規(guī)模不小的漢學圖書館。他多方籌措資金，到中國北京去買書。我曾給他寫過一些信給北京琉璃廠的某書店，還有東四脩綆堂等書店，按照他提出的書單，把書運往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并不收藏漢文書籍，對此也毫無興趣。哈隆的漢學圖書館占有五六間大房子和幾間小房子。大房子中，書架上至天花板，估計有幾萬冊。線裝書最多，也有不少的日文書籍。記得還有幾冊明版的通俗小說，在中國也應該屬于善本了。對我來講，最有用的書極多，首先是《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一百冊。這一部書是我做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可惜在哥廷根只有Prof Waldschmidt有一套，我無法使用?，F(xiàn)在，漢學研究所竟然有一套，只供我一個人使用，真如天降洪福，絕處逢生。此外，這里還有一套長達百本的筆記叢刊。我沒事時也常讀一讀，增加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知識。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哥廷根十年，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梵學研究所度過的，其余的時間則多半是在漢學研究所。

我對哈隆的漢學圖書館也可以說是做過一些貢獻的。中國木版的舊書往往用藍色的包皮裝裹起來，外面看不到書的名字，這對讀者非常不方便。我讓國內(nèi)把虎皮宣紙寄到德國，附上筆和墨。我對每一部這樣的書都用宣紙寫好書名，貼到書上，讓讀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書，非常方便，而且也美觀。幾個大書架上，仿佛飛滿了黃色的蝴蝶，頓使不太明亮的大書庫里也充滿了盎然的生氣。不但我自己覺得很滿意，哈隆更是贊不絕口，有外賓來參觀，他也懷著驕傲的神色向他們介紹，這種現(xiàn)象在別的漢學圖書館中也許是見不到的。

時間已經(jīng)到了1937年，清華同德國的交換期滿了，我再也拿不到每月120馬克了。但這也并非絕路，既到了德國，總會有辦法的，比如申請洪堡基金等等。但是，哈隆教授早已給我安排好了，我被聘為哥廷根大學漢語講師，工資每月150馬克。我的開課通知書赫然貼在大學教務處開課通知欄中，供全校上萬名學生選擇。在幾年中確實有人報名學習漢語普通話，但過不了多久，一一都走光。在當時，漢語對德國用處不大。不管怎樣，我反正已經(jīng)是大學的成員之一。對我來說，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這是非常有利的。

這時陸續(xù)有幾個中國留學生來到哥廷根。他們中有的是考上了官費留學的，這在當時的中國，沒有極強硬的后臺是根本不可能的。據(jù)說，在兩年內(nèi)，他們每月可以拿到八百馬克。其余的留學生中有安徽大地主的子弟，有上海財閥的子女。平時財大氣粗；但是，1939年二戰(zhàn)一爆發(fā)，郵路梗阻，家里的錢寄不出來，立即顯露出一副狼狽相。反觀我這區(qū)區(qū)150馬克，固若金湯，我毫無后顧之憂，每月到大學財務處去領我的工資。所有這一切，我當然必須感謝哈隆教授。

哈隆教授的漢學圖書館在德國在歐洲是名聲昭著的。我到圖書館去的時候，時不時地會遇到一些德國漢學家或歐洲其他國家的漢學家來這里查閱書籍，準備寫博士論文或其他著作。英國的翻譯家Arthur Waley，就是我在這里認識的。

時間大概是到了1938年，距二戰(zhàn)爆發(fā)還有一年的時間。有一天，哈隆教授告訴我，他已接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擔任漢語講座教授，對他對我這都是天大的喜事。我向他表示誠摯的祝賀。他說，他真舍不得離開他的漢學圖書館。但是，現(xiàn)在是不離開不行的時候了。他要我同他一起到劍橋去，在那里他為我謀得了一個漢學講師的位置。我感謝他的美意；但是，我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完成。此事只好以后再提。

他去國的前幾天，我同當時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設宴為他餞行。我們都準時到達。那一天晚上，我看哈隆教授是真動了感情。他坐在那里，半天不說話，最后說：“我在哥廷根十幾年，沒有交一個德國朋友，在去國之前，還是兩個中國朋友來給我餞行?！闭f罷，真正流出了眼淚。從此以后，他攜家走英倫。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我的劍橋夢也隨之破滅。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那一篇文章里，我曾列舉了平生有恩于我的師友，在德國，我只列了兩位：Sieg和Waldschmidt。現(xiàn)在看來，不夠了，應該加上哈隆教授，沒有他的幫助，我在哥廷根是完成不了那樣多的工作的。

2003年6月30日

于301醫(y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