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吃人”的“禮教”，頑劣的“國民性”，軍閥統(tǒng)治，國民政府的壓迫，等等等等——這些主題，是魯迅一代知識分子全都詛咒的事物。陳獨秀、胡適，當(dāng)年就是發(fā)起反禮教、主張文學(xué)革命、呼吁改造國民性的先鋒人物。

可是為什么大家只知道魯迅一個人在“詛咒”呢？就因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和知識遺產(chǎn)，被高度政治化——胡適的知識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來又和國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變成反動派；陳獨秀因為二十年代末不服蘇聯(lián)的管制，既被共產(chǎn)國際拋棄，又被中共黨內(nèi)打擊，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連創(chuàng)建共產(chǎn)黨的大功勞也不算。魯迅死得早，沒有介入國民政府，也不是共產(chǎn)黨員，而他的“詛咒”具有高度的文學(xué)性，他在新文學(xué)運動中的影響力和權(quán)威性，其他新興知識分子比不上，所以魯迅在建國后最有利用價值，最方便被以一種極不道德的方式樹立為一個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來壓迫大家。

在這一場巨大的陽謀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們幾代人。獨尊魯迅的真目的，是為了使我們無知，不懷疑，盲從意識形態(tài)教條。我應(yīng)該說，我們幾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現(xiàn)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過頭來詛咒魯迅。

那么魯迅是否“詛咒”過其他事物呢？第一，魯迅固然詛咒過古文、禮教之類，但對其他事物，他不是詛咒，而是懷疑、諷刺、批評；第二，他議論過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輕問題，翻譯問題，美術(shù)問題，小孩子和婦女問題，留胡子和拍照問題，書籍封面設(shè)計和毛筆鋼筆問題，等等等等。但他懷疑批判的方式多種多樣，有輕重，有曲直，亦莊亦諧，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題，也不像長期宣傳的那么極端、片面、簡單。所以第三，今天議論魯迅的年輕人，閱讀過幾本魯迅的書？閱讀過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閱讀過，應(yīng)該不會有以上問題，不會問魯迅時代的其他文人是什么狀況，魯迅怎樣對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該問魯迅是否還詛咒過其他事物。為什么呢？因為只要閱讀魯迅，閱讀那個時代的作品，就不會有以上疑問，即便有，也不是這么問法。

總之，半個世紀(jì)的洗腦，弄得本來應(yīng)該知道的事情，變得不知道，本來蠻清楚的是非，變得不清楚，本來很普通的常識，變得很稀罕。獨尊魯迅的后果，不是我們只知道魯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們連魯迅也不知道，也要來問。

我今天回答的，其實都不該是問題，結(jié)果都變成問題，要破解這些問題，很簡單，請閱讀魯迅。可我從來不勸告別人讀魯迅，因為幾代人被逼著讀魯迅，讀了等于沒讀，或者，還不如不讀——這就是我為什么說：扭曲魯迅，就是我們的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