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我出世，學懂走路，阿爺董富就常常帶我到附近的三角公園或者大角咀碼頭，而且打破多年的啞默，開口和我說話。正直人董富回復了董銑初出生那幾年的感覺，回到了那些還能夠無障礙地和兒子說話的日子。但這段日子不長，我五歲那年，阿爺就去世。阿爺董富和稚幼的我說些甚么呢？也許，他向我講解了無線電的原理，收音機和電報機的制作，或者，關(guān)于那個叫做龍金玉的少女的事情。但我不但聽不懂，我是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記不起阿爺董富的說話內(nèi)容，我甚至記不起阿爺董富的樣子，我只是隱約記得那彷佛從遠山后傳來的電波的聲音，經(jīng)過重重屏障，散射，衰減，到達我的耳朵，已經(jīng)微弱不堪，難以辨析。然后，它就消逝，回歸于無形，無感。

董富之后，就是電話的時代。

栩栩，你也許不知道，我這樣說，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電話不是繼電報之后才出現(xiàn)的產(chǎn)物，它的發(fā)明和普遍使用，并不比電報遲很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兩者并行不悖，各司其職，電話用作城市內(nèi)近距離通訊工具，而電報則用作州省之間或者是越洋過海的長程聯(lián)絡(luò)方式。這種狀況，一直到長途電話的普及化才告終，那才是電報正式成為歷史陳跡的時候。所以，我所指的并不是實況的歷史，而是電報、電話，以至于其它事物在我家里的幾代人之間所標志著的人生階段。這些個人的階段和集體的階段在很多地方并不對應(yīng)，有時參差，有時先后，有時跳斷，有時反向。不過，個人生命總不會和事物發(fā)展完全脫離，兩者總是必然互相關(guān)聯(lián)反映，有時事物限制了個人的可能，決定了個人的命運，但有時個人卻可以改變事物的用途和功能，因而為事物和為自己的人生創(chuàng)造新的意義。栩栩，這就是對象史最奇妙的地方。

兒子董銑和妻子何亞芝的相識，雖然和電話有關(guān)，卻和通話無關(guān)。董銑和何亞芝自相識到結(jié)婚也很少通電話。他們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他們住得很近。那時董富一家租住新填地街一層唐樓的頭房，何亞芝一家則租住尾房。兩家人共享走廊上的一個電話。何家搬到牛頭角公共屋邨則是后來的事。何亞芝一家共七姊妹，電話多半給她們霸占。不過，事實上很少人打到家里找董銑兄弟倆，更加不會有人打電話給董富。何亞芝是家里大姐，念書念到中學，畢業(yè)后在西藥行當打字員，舊同學們常常打電話來，約會一起看電影或逛街。有時何亞芝在走廊上談電話，看見住前房的青年男子走過，也會點點頭，但兩人一直沒有說話。何亞芝和二妹何亞萍常常奇怪，為甚么不見人打電話找住前屋的兩兄弟。何亞萍就說不如戲弄他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