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電影明星的形象很難得到一致性的統(tǒng)一，而且在她們形象的建構上，經常出現(xiàn)斷裂并與社會性的因素產生矛盾。除此之外，電影女明星的形象主要是針對女性觀眾而設計的--女性的所思所想在現(xiàn)實世界之外并沒有太多的發(fā)揮空間，她們的自我設計和自我實現(xiàn)被限制在一個很有限的范圍內。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與國家社會主義早期出版物反復提出的觀點相反，在納粹政府掌握政權后，德國明星文化中所產生的那些變化，尤其是針對女性演員所提出的改變政策其實與她們所扮演的角色形象相比非?？斩?。他們主要是堅持改變銀幕敘事結構--尤其是結尾部分--通過強調并突出那些能夠克服和解決的性別沖突與道德困境，并與德國納粹的政策相吻合的情節(jié)，使自己與隨時改變的政治氣候相協(xié)調。換句話說，納粹電影所喜歡的電影情節(jié)是那些將女性角色放置在意識形態(tài)上正確地位的內容（如妻子、母親或者甚至是有犧牲精神的悲劇女英雄）。然而，這些并不是惟一的或者是最好的電影所提供的有吸引力的異性角色，而且這些角色形象也并不能夠延伸到電影的銀幕話語之外，也就是指，延伸到扮演這些角色的女演員的生活中去。況且，這種保守型的敘事結尾并不能保證一旦觀眾看了電影并接受了電影所提供的價值觀后，他們就一定能認定這是一次愉快的觀影經歷。因為，在電影的前面部分所表現(xiàn)出的敘事上的沖突和角色模型，以及通過場面調度所呈現(xiàn)的整體上的協(xié)調感和電影風格、角色選擇等都是同等重要的。

在對納粹時期電影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中，烏特·貝歇道夫（Uite Bechdolf）借用了杰姆遜（Jameson）關于大眾文化中的具體化和烏托邦的概念來說明意識形態(tài)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在賦予一部電影一個國家社會主義青睞的問題性主題之前，納粹電影最初是通過接近現(xiàn)實社會生活和歷史情境，并借助它們的聲音來建立一個集體的幻象。在納粹利用積極的敘事因素來實現(xiàn)杰姆遜所說的烏托邦式的以及先驗的潛能的概念時，烏特·貝歇道夫認為，納粹電影中所表現(xiàn)的女性形象其實并不適合理想的德國女性形象。她對兩部電影進行了解讀，一部是《神奇延特》（The Divine Jette，1937），由格蕾特·魏澤爾（Grethe Weiser）主演；另一部是《折騰》（Caprioles，1937），由瑪利亞娜·霍帕（Marianne Hoppe）主演。這兩部影片說明了“在族長式的男性權威話語中，女性自我控制愿望的撤退和被占用，但同樣也可以被理解為是這種隱藏動機的限制性表述”。貝歇道夫堅持認為：“與國家社會主義女性形象對立的反面形象的存在是這些電影的潛藏力量?！睂τ谠陔娪敖Y尾所運用的敘事手法是否能夠自動產生效果并使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得到進一步的確立和強調是值得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