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現(xiàn)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飯，上一回衛(wèi)生間，都得讓別人幫忙。幫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這是路遙對朋友對友誼的見解。

路遙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對我說：要是不轉院到西安，也許不會這么快就走人。

我說，為什么？

她說：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記得有一天上午，路遙就吃過六種飯。曹改萍送的是蓮子湯，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還有誰送的是“抿夾”，但是路遙嘗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飯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給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紅棗，他吃了六顆。多吃一口飯，就增加一點兒營養(yǎng)，也就增強一點兒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遙的朋友多，這種飯吃不對，再做另一種，變著花樣讓他多吃一點飯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與人的關系也不像老家里這樣。我覺得我老伴說得不無道理。

哎呀，我說得是不是脫題了？

（沒有脫題。您正在生動、真切地向我們講述您和路遙的友誼）

是的，朋友和友誼是一種只有開頭、永遠不會有結尾的主題。

1969年認識路遙，我們之間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特別是延川時代，路遙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路遙忌諱與生人一起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他和我合住一孔窯洞。有一年春節(jié)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達騎一輛自行車到郭家溝，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餃子就和林達騎一輛自行車從郭家溝來到劉家溝我的家。按陜北風俗，大年初一是不走親戚的?？墒?，路遙不管這些，而且，一來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節(jié)收假，我們相跟著到縣城上班。

路遙病逝之后，我們之間的友誼并沒有因此而中斷。為了讓路遙歸故里，原省政法委書記、路遙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說這個事。他說，路遙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這個事兒咱不管誰管？銅川市政協(xié)主席張史杰不知從哪里打聽到我正在西安，為了路遙的事，他打電話讓我到“芷園”見他。我說，霍世仁也對我講過類似你的想法，他說，把霍世仁接過來一起談。那次是省政協(xié)開會，延安市政協(xié)主席馮文德，榆林市政協(xié)主席趙興國，也都是路遙的生前好友。于是，我們五個人在芷園的客房里，召開了一個民間小會。議定：我們這個組織叫“路遙紀念館籌委會”，我們五個人都是成員，推舉延大黨委書記、校長申沛昌為籌委會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報霍世仁、張史杰、馮文德、趙興國和我在芷園開會的情況后，申沛昌說了兩句話：辦路遙的事兒，我熱心；與這幾個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傳部長王巨才通過文藝處的王蘭英同志為我?guī)砜谛牛阂覀兙椭匦掳苍崧愤b之事，打個報告，宣傳部解決一點兒經(jīng)費。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說來容易，做時難”。重新安葬路遙這件事情，盡管一路“綠燈”，其實，做起事也非常麻煩。征求路遙親屬的意見，墓地的選擇，設計和施工都非常具體。當時，我還在《延安文學》總編的崗位上。本來就是“超負荷”運轉，而這些社會工作，又不能不做。記得有一次要騰出一上午的時間去延大辦事，頭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點鐘。

我感謝許多朋友對我的信任。我覺得一個人能夠為別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這個人，一輩子不說吃虧，不說吃苦，不說委屈……我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們”的詩中寫道：

對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傷，不要哭泣；

我無怨無悔地走了，

像一顆成熟的種子，

從上帝的指縫滑落……

曹老師，我們還想請您換一個角度說路遙。您能否從社會學的角度為我們講一講，路遙及其作品在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價值。

為了回答你們的問題，我先講兩個小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國研究路遙的學者、姬路獨協(xié)大學教授安本實先生去路遙的墓地，我們首先給路遙送上束鮮花。安本實先生知道路遙愛抽“紅塔山”，他顫微微地點燃三支香煙，放在路遙的墓前。他對著墓碑說：請路遙先生抽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