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市中，機構投資基本源于以下5 個主要渠道。它們分別是：

◆養(yǎng)老和分紅基金（pension and profit-sharing funds）；

◆以個人為受益人的信托基金，其中主要以大型銀行的信托部為代表；

◆信托投資（investment trust）；

◆保險公司；

◆教育及慈善機構，包括資金雄厚的大學進行的大規(guī)模交易（sizable transactions）。

60 年代，盡管這些機構投資者對股市的影響絕不亞于我們現(xiàn)在所討論的通貨膨脹，但它卻是一個全新的話題。當投資者日漸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新興力量的重要性時，他們就可以更好地利用這種力量，當然，更重要的在于，避免這種影響帶來的破壞性。

簡單回顧一下金融史，或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這些問題。在30 年代的絕大部分時間里，股價持續(xù)走低。大家都認為，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歸結為以下兩點：首先，總體經(jīng)濟始終低水平運行；其次，相當一部分投資者對羅斯福政府即將采取的政策感到憂心忡忡。但除此之外，抑制股價上漲的，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這就是美國稅法為市場建立起來的金融運行規(guī)則。

在30 年代，無論是州所得稅還是聯(lián)邦所得稅，雖然它們不像今天這么高，但如果按此前標準衡量，還是具有非常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大多數(shù)富有股東在去世時，都需要變現(xiàn)很大一部分股票來支付必要的稅款。只有在高額所得稅嚴重削弱富人的儲蓄能力時，才會出現(xiàn)這種動用原有儲蓄的情況（或者說，迫使投資者出售原本會始終持有的股票）。而這個富人階層恰恰又是最主要的股票投資者。換句話說，在這10 年里，股價始終處于下跌趨勢。盡管有些人想購買股票，但和新發(fā)行股票以及因財產(chǎn)變現(xiàn)而源源不斷形成的大量股票供給相比，它們的新增儲蓄卻根本無力提供充足的資金。

“二戰(zhàn)”后，一股新的巨大力量徹底扭轉(zhuǎn)了這種供需失衡。這就是機構投資者的出現(xiàn)。當然，機構投資行為并非起源于這一時期。多年以來，私人及銀行托管、保險公司以及學校和慈善機構一直持有大量股票。此外，盡管出現(xiàn)的時間不長，但大量信托投資基金的存在，依然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但幾種新興力量也對股市的某些領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最先出現(xiàn)的，就是公眾對股票具有投資保值的認可度直線上升。這就導致專業(yè)托管人以及教育和慈善性機構投資于股票的資產(chǎn)總額顯著增長。與此同時，這又進一步推動了保險公司股票投資的發(fā)展，并且為股票的開放式信托投資實現(xiàn)實質(zhì)性增長，以及股票的養(yǎng)老金和利潤共享基金的迅速發(fā)展鋪平了道路。

從財務角度上說，這些養(yǎng)老和分紅基金的穩(wěn)定增長，最有意義的一個方面在于，它們將為股票投資提供一個全新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儲蓄來源。正常情況下最不易成為股票投資者的工廠工人，還有低收入的辦公室職員，也會把口袋里的資金慷慨大方地扔進股市。同樣，越來越多的信托投資銷售人員，也意識到這部分人群能給他們帶來的利潤。而在以前，這些人幾乎從來就沒想過，要把自己的儲蓄變成股票。因此，這個一直習慣于把儲蓄變成其他類型資產(chǎn)的群體，又進一步增加了對股票的需求。

簡而言之，在整個50 年代，隨著時間的推移，機構投資已日漸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大大抵消了戰(zhàn)前高額財產(chǎn)稅和收入所得稅對股價的抑制作用。正如我們反復強調(diào)的那樣，與個人投資者同等金額的投資相比，這些機構投資者的買進行為對股價的作用更為顯著。這是因為，即使大多數(shù)新買進的股票未能形成永久性投資，但至少會成為長期性投資（盡管投資可能會在不同股票之間出現(xiàn)轉(zhuǎn)換）。機構投資不太可能像個人投資那樣，出現(xiàn)頻繁轉(zhuǎn)手的現(xiàn)象。于是，股票的供給總量不斷減少。只有投資者對股票之間內(nèi)在價值的基本觀念出現(xiàn)明顯變化時，才可能導致這種股票中的絕大部分回流市場。這種基本觀念上的變化往往極為緩慢（并且在股票有目前這樣的較高價格時），因此，只有在若干年后，基本條件的變化才會導致投資者對該股票的總體認識發(fā)生改變。

沒有人能確切知道，隨著50 年代的逐漸推進，怎樣來定量測算這些機構投資者到底會買進多少股票。當然毫無疑問的是，通過隨機收集的幾個數(shù)字，就足以顯示出這種力量的巨大作用。恒康人壽保險公司（John Hancock Life Insurance Company）總裁拜倫·埃利奧特（Byron K. Elliott ）在洛杉磯的一次講話中預測，到1960 年年底，私人養(yǎng)老基金總額將比1940 年增加20% ，達到480 億美元。同年7 月，麻省理工學院工業(yè)管理專業(yè)的金融學助教維克托·安德魯斯（Victor L. Andrews）在美國勞工部出版的《勞工評論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 ）上著文指出，養(yǎng)老金計劃信托基金持有的股票占總資產(chǎn)的比例，已經(jīng)從1951 年的12% 增加到1958 年的27% 。同月，《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的報道也談到，美國銀行家協(xié)會通過科學抽樣，進行了一次“比以往更為可靠”的全國性調(diào)查，該次調(diào)查認為，在美國銀行以個人信托賬戶持有的全部資產(chǎn)中，有大約306.64 億美元，或者說是61.7% 的資金被投資于股票。1959 年11 月，波士頓基金（Boston Fund，位于美國波士頓的一家共同基金管理公司。——譯者注）的調(diào)查指出，1959 年6 月30 日，68 家學校和大學持有的股票總額達到約39.12 億美元，占全部資產(chǎn)總額的56.6% ，而之前的這個數(shù)字還只有51.7% 。盡管從傳統(tǒng)意義說，人壽保險公司在股票投資者中一直不被人重視，但它們現(xiàn)在似乎也開始涉足這一潮流。最近，大型人壽保險公司——公平人壽保險公司（Equitable Life ）總裁詹姆斯·奧茨（James F. Oates ）指出，盡管該公司的股票投資在目前96 億美元投資組合中占有的比例相對較小，但公司計劃在未來10 內(nèi)，以每年遞增4 000 萬美元的幅度增持股票。近期，《華爾街日報》又陸續(xù)載文，介紹了人壽保險公司增持股票的趨勢對股市的潛在影響，這些調(diào)查表明，在公平人壽保險公司的全部資產(chǎn)中，只有不到0.4% 的資產(chǎn)為股票，而美國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 ）的這一數(shù)字還不到0.2%，英國保誠集團（Prudential ）不到2.3% ，紐約人壽保險公司（New York Life ）為3.1% ，恒康人壽保險公司為5% 。

與此類似的是，據(jù)國家投資公司協(xié)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vestment Companies ）估計，1959 年，投資者買進共同基金達到23 億美元，而1958 年卻只有16 億美元。該協(xié)會還指出，考慮到1958 年和1959 年的共同基金分別贖回5.11 億美元和7.8 億美元，因此，1958 年和1959 年形成新投資的現(xiàn)金來源還要分別增加11 億美元和18 億美元。按照這些估計，信托投資基金似乎可以從市場中吸收市值超過10 億美元的股票，并把這部分股票放到自己的投資組合中。

紐約證券交易所最近進行的研究，或許也可以說明這些趨勢。該項研究顯示，到1959 年底，機構投資者買進的上市公司股票達到510 億美元，占股票總市值的16.6% 。而按10 年前的研究，機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只有95 億美元，占總市值的12.4% 。